在我國，同是接受過國家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選擇時卻有截然不同的政策對他們進行限制。比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大城市，紛紛出臺相關政策，要求各單位優先接收擁有本地戶籍的大學畢業生。對於接收外地畢業生，這些大城市則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如廣州市規定：“對非廣州生源的本科畢業生，實施戰略性調整，引進的範圍由所有普通高校取得學士學位和英語四級證書的畢業生調整爲國家部屬重點院校和‘211工程’院校的畢業生，除了外語能力要求外，同時增加計算機能力的要求。其他院校的畢業生進入廣州，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獲得省部級以上榮譽稱號；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頒發的專利證書；符合廣州引進人才緊缺專業目錄、且現有畢業生資源不能滿足”。
在這種政策指引下，是否擁有本地戶籍成爲制約人才流動的“鐵門檻”，這就在事實上破壞了就業競爭的公平性原則，導致人才無法按市場配置原則實現流動。
此外，我國的用人單位被嚴格區分爲企業、事業和**機關，身份不同，可能享受的待遇和發展機遇也會因此不同。對於大學畢業生而言，進入事業單位或機關，不僅可以得到一份穩定的收入，還會在養老、醫療、住房方面享受較多的優惠政策。這就導致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極爲突出。發達地區、機關、事業單位人滿爲患，而基層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不得不爲缺乏人才發愁。
其次，我國東西部發展差距較大，地區發展差異直接導致收入水平差異。在此背景下，大學畢業生自然會不斷流向發達地區，而欠發達地區則面對人才斷流的嚴峻問題。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全國各類高級專家有75%分佈在沿海發達地區，中部地區佔21%，西部僅爲4%.西部地區每萬名勞動者中，擁有中專以上學歷及初級以上職稱人員不足百人，還不到東部地區的1／10.人才流失、斷層問題嚴重直接制約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無法形成“窪地效應”，造成惡性循環。這些因素直接影響畢業生的就業取向，使他們爲追求豐厚待遇盲目涌向發達地區和城市，形成了局部就業困難。
第三，在城鄉二元化體制作用下，城市與農村發展差距越來越大。會寧縣是全國聞名的“大學聯考狀元縣”，從恢復大學聯考後至今有3.58萬人考入普通高校，但畢業後回會寧工作的僅佔12%.正是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滯後、社會保障乏力、發展機遇欠缺，導致大量農村畢業生不願回到農村，進而加劇了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而農村畢業生滯留城市，也衝擊了城市人力資源市場，形成了二元化主導下的就業困難。
目前，我國就業形勢極爲嚴峻，在倡導大學生走向西部、走向基層、走向農村的同時，必須對現有戶籍制度進行根本改革，從而打破人才流動的政策性壁壘，充分發揮市場在人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同時，國家應對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在政策、資金方面給予有效的支持，進一步縮小東西部差距、城鄉差距。只有這樣，才能開發出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和局部就業困難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