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參加今天這個座談會，原因有三：一是《鹽湖文學》和《黃河晨報》指引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二是《鹽湖文學》爲我們文學愛好者搭建了一個交流和展示的平臺；三是我想借這個機會好好感謝感謝《鹽湖文學》的主編老呂和編輯同志，因爲是他們給力才使我走進了文學這個門檻。
原來我是寫通訊的，在這方面，不敢說是行家裏手吧，起碼也是比較順手。但寫散文，好象壓根兒就和我無緣似的，不愛寫，也不敢寫，更不會寫。後來，大約是20XX年吧，文友劉武祥與楊望久一再鼓勵我寫些散文，我這才冒天下之大不韋，學着寫了一篇《亂石灘上種果人》。可是，武祥和望久看後，異口同聲：“這分明還是通訊啊！”發到《鹽湖文學》編輯部，主編呂廷傑同志也說，“不像散文像通訊。”還發過來不少關於散文方面的知識。發到《黃河晨報》副刊，張建羣同志也以電子郵件的形式提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按照大家的意見，我作了幾次修改。但改來改去，還是沒能脫離“通訊”的影子。我犯愁了，只好硬着頭皮向建羣同志求助，請她在百忙之中，幫我下筆改一改，讓我看看這個題材究竟怎樣寫纔像“散文”。
那時，我還不認識建羣同志，總以爲她是個男同志呢！誰知她接信後，竟滿腔熱情地親自下筆修改了我的“四不像”，還刊登在《情感人生》的副刊上。我不但從中悟出了一點門道，也增加了我學寫散文的勇氣。後來，武祥告訴我，“要是覺得不好下筆，那就從寫身邊的人和事開始，必定你是熟悉他們的。”於是，我就先寫了一篇《二姐》，被廷傑同志親筆修改後登在了《鹽湖文學》上，這是我在文學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散文”，我高興極了。好在那個時候已經退休，有的是時間，便連續學着寫了《嚴父》、《養母情深》、《嬸孃》、《抹不去的記憶》、《媽媽的“假麻食”》等，都先後被《鹽湖文學》、《黃河晨報》、《山西老年》、《果業專刊》、《社會扶貧》等報刊採用了。於是，我學寫散文的勁頭更大了。並由只寫親情、友情的“散文”擴散到寫社會上的人與事，如《車之變遷》、《老區牛莊一日行》、《走出大山奔富路》、《“吃派飯”的日子》、《山村新姿》、《喜聞老區槐米香》等，亦被《山西日報》、《鹽湖文學》、《運城日報》、《黃河晨報》等報刊採用。在題材方面，也大膽地向“遊記”“雜議”之類挺進。不過，自己是最瞭解自己的。不管寫啥，總還脫不了“通訊”的影子。最大也只不過是有了一點散文的味道，特別是在文字上，“通訊”的語言味還很濃。怎麼辦？我便按照老師們的教導，一是多學多看，二是多寫多煉。不過，我心底清楚，在這方面我存在先天不足的問題，恐怕弄到一底也是一個通訊加散文的“二異子”貨。
誰知，就是這麼一個還沒學成的“半瓶水”和醜小鴨，竟還有人找到我家裏或辦公室讓我爲他改文章。這些人中，有原來的小市領導，也有我的好友，還有遠離運城幾十裏地的鄉下老人……。他們來後，我就給他解釋說，我還是一個沒有學成的主，怎麼能改你的文章呢？！可是，不管我咋說都沒用。落尾他們全是一句話：反正你比我強，我信你，只要你盡力了，就行！
既然他們把話都說到了這個份上，我還能說些什麼呢？！只好以老師們爲榜樣，比如呂廷傑同志，比如張建羣同志，也埋下頭來，認認真真地幫助他們修改文章，一字一句都不敢含糊。文章改好後，再把稿子通過電子郵箱發出去。等報上發表後，再打電話給他們報喜。最高興的是一次，是《鹽湖文學》編輯部王永年同志來單位給我送20XX年第4期《鹽湖文學》時。我一翻看，見有我的那篇《那些年的那些事》和由我修改過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原運城市副市長的《珍貴的生日禮物》，一篇是原鹽湖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的《欣慰、自豪與驕傲――60年國慶閱兵觀感》，一篇是西王村76歲老人劉學基寫的《我家有棵石榴樹》。我之所以特別高興，原因有四：一是這三篇文章都有我的汗水在裏面；二是四篇文章都發表在一期《鹽湖文學》上；三是能進一步調動這幾個作者的寫作積極性；四是我也從修改文章中汲取了不少營養。嚐到甜頭後，對凡要求我幫他修改文章的同志，我都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只要他來到我的辦公室，或者是在網上提出要求，我都幫助他們修改。大概是一個多月前吧，有位外縣的退休幹部在QQ上要求我幫她修改一篇散文，我答應了。先後改過兩篇，也都被《黃河晨報》採用了。他在QQ上感謝我，我說，“你不需要感謝我。其實，你是在幫我。我也從修改你的文章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想，各位老師一定會支持我的做法，因爲他們就是這樣幫助我的。真的，我非常感謝呂廷傑、張建羣、劉武祥、楊望久等老師們對我的幫助，是他們把我帶上了文學之路。爲此，我想借這個座談會，再次謝謝我的老師們，謝謝《鹽湖文學》的編輯們，謝謝鹽湖文聯主席董吉雲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