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空殼的鄉村學校——鄉村教育調查
針對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學校佈局調整帶來的種種問題，本報兩名記者歷時三個月，走訪了我省近20個縣40所鄉村學校、專家學者中國的鄉村，始終是叫人牽掛的熱土。當這一社會始終注目的焦點“鄉村”與另一個焦點“教育”勾連起來時，熱土中的焦點愈發熾烈。
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 “人人有學上”到現今學雜費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學”，伴隨着這個漫長過程的是中國鄉村教育不可忽視的現實：
學校越來越“小”，學生越來越少，老師越來越“老”;城市教育的壓力越來越大，競爭越來越激烈，城市學校“大班額”比比皆是。
這一系列問題，是在當前城鄉二元化結構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教育改革引發的一種必然的普遍的陣痛與無奈，值得關注和思考。
帶着這一課題，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報兩名記者走訪了我省陝北、關中、陝南的近20個縣40所鄉村學校，與基層教育職能部門、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個層面的近百人，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訪和調查。
這裏爲讀者呈現的相關調查報告和個案解剖報道中反映出的問題，其癥結就在於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天平的失衡。
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學確定農村中國小布局調整的規模、層次和速度，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激勵機制，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這也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是全社會的期待。
空殼學校的典型性“樣本” 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縣城的教學質量好，家住紅旗國小隔壁的白永霞將兒子轉到了縣城上學
今年秋季開學，位於黃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澗縣下二十里鋪鄉紅旗國小隻剩下了4個學生。
和很多西部縣城的鄉村國小一樣，下二十里鋪鄉的書所鄉村國小也不得不面對“生源荒”的殘酷現實。
當生源一點一點衰減的時候，經受考問的不只是學生，還有家長對學校逐漸喪失的信心以及鄉村老師們對未來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遲早的事，紅旗國小的老師幾乎都這麼認爲。
這所距離榆林市清澗縣城約15公里的山村國小正在走向空殼。儘管學校曾有高峯期400多名學生的輝煌歷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個老師10個學生的淒涼。 落寞的學校空蕩蕩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記者一大早就從縣城出發，本想從升國旗開始，擁有對這所學校最完整的印象。
紅旗國小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邊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窯洞正對着校門，門框窗櫺清一色地刷成了淺藍色;窗戶上沒有鑲玻璃，而是用白紙糊着;久經風吹，有的白紙已七零八落，有的乾脆已被撕掉。
可惜，還是“錯過”了升旗時間。上午7時許，學校已經開始上課。後來，記者才得知：學校的作息時間和城裏不同，孩子們每天7時到校，半小時早讀，接下來上兩節課，9時放學回家吃早飯;中午12時到校，3時半放學。
一間窯洞裏傳來了講課的聲音。教室門開着，一個年過半百、兩鬢斑白的男老師站在講臺上，正用特有的陝北普通話向孩子們講授着“同分母分數加減法”。緊貼着講臺的一角，放着兩排兩張課桌，坐着3個學生。這個至少容納40個學生的教室裏空蕩蕩的。
男老師叫白隨寶，今年56歲，是數學老師。5年前，他從溝口的梨家灣國小調到這裏，就開始面對學生流失的殘酷現實。5年間，學校的人數從起初的七八十個，減少到了如今的10個。眼看着一間間教室空了出來，白隨寶的心也變得空蕩蕩的。
三年級教室裏，3張課桌正對講臺中央豎着擺放着。11歲的任旭和比他小一歲的趙小寶在教室裏坐着，有些不安。
這個班的3個學生那天少了一個。沒來的學生叫賀賢，是數學老師劉祝蘭的兒子。老師和她的兒子竟然都沒來，任旭分析：“估計趕事兒去了。”“趕事兒”是當地人對參加紅白喜喪事的稱呼。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任旭較爲安靜，坐在那裏東張西望，而趙小寶時不時走出教室看看，再轉回來。
上午就這樣過去。6個老師只來了1個，8個學生中的5個就像沒了領頭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訪，這個學校多少讓人覺得有些落寞。再後來，記者聽說了一個更受打擊的事情：上午並沒有升旗。
學生沒了學校秩序也沒了
學生人數的銳減，打亂了這所學校本應有的秩序。就連上下課打鈴這樣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個14歲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賀露，是五年級的學生。因爲年齡最大，他成了這裏的“孩子王”。
其實，賀露應該讀六年級。去年秋季開學時，本應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級的五六個同學都沒來報名，只剩下了賀露一個。六年級這個班最終沒有開起來，賀露只好回到五年級“重讀”。對此，白隨寶解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成績太差”。
上午8時10分，正在教室裏自習的賀露突然從教室裏衝了出去，跑到院子裏的一棵大樹前，敲響了掛在樹上的一個生鏽的鐵鈴鐺——下課了。“我是自己願意打鈴的。”賀露笑着，露出兩顆兔牙。自從一個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塊黑色電子錶，他主動承擔起了打鈴的任務。“如果不打鈴，就不知道啥時候上課，啥時候玩了。”賀露說。其實，學校以前有電鈴，後來壞了，就再也沒修好。
上午一節數學課，一節語文課。語文老師沒來，五年級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裏自習。另外兩孔窯洞內，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幾個孩子依然沒有停止打鬧。賀露似乎沒法讓自己靜下來學習，隔一會兒就擡起手腕，看看幾點了。
其實，和同齡人相比，這個14歲的小男孩眼中的學校少了本該有的東西，廣播操已經好久不做了，缺少的還有家長會、聯歡會等本該有的活動。
不過，經常去縣城的賀露比他的同學見識廣、本事多一點：他會簡單地用電腦，還會打字、玩遊戲。
學校“單純”地只剩下了上課。雖然每天安排了六節課，但孩子們開設的課程卻極爲簡單。除了語文、數學等縣上統考的科目外，美術、音樂等課程一概沒有。體育課倒是開的，因爲人數少，只好將全校的學生集中起來上，發給籃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們在校園裏嬉戲。
和城裏的國小生不同，他們不用參加英語考試。因爲英語老師一直請不來，本該三年級就開始的這門課程一直沒開，考試也就自然取消了。
對於外面的東西，“差生”賀露還是有一絲嚮往的。今年“六一”兒童節，學校放假一天。後來，賀露聽轉到城裏上學的小夥伴兒說，他們的學校在“六一”節辦晚會，表演節目，羨慕得不行。
一部鄉村學校的衰亡史
上午9時，放學了。白隨寶回到宿舍，打開電蒸汽爐，加熱放在裏面的兩個饅頭和一碗小米紅豆稀飯。那是他的早飯。
早飯是他從家裏帶來的。自從到外村教書，白隨寶的日子就變成了這樣：每天早上，他會帶上老伴兒準備好的早飯趕赴學校，早上上完課在學校裏熱熱吃，下午放學回家再吃一頓現成的。
從老師、學生和村民們的講述中，記者拼湊出了一段紅旗國小不完整的歷史。這所學校建於上世紀60年代，村子50多歲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學校裏讀過書。1976年，學校還辦過一年國中。90年代初，學生人數曾多達400人。
可是，從本世紀初開始，學生人數開始逐年下降。XX年，白隨寶調到紅旗國小時，雖然還有七八十個學生，但已經出現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隱憂，七八十個學生大多分佈在高年級，低年級一個班才三四個。
另一個讓他們擔憂的事實是：優秀的學生不斷地向縣城學校流動。XX年年，學生中還能發現幾個好苗子;20XX年，考過全鄉第一;但從今年開始，剩下的這些學生已經讓他沒了信心，“好學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麼是實在太差的，要麼就是家裏窮走不了的”。
期會考試，賀露的數學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幾個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學生如今變成最好的了。”白隨寶說。而今，這位有着30多年教齡的老教師只能靠回憶，才能拾起當老師的那份榮耀。
白隨寶的家在清澗縣下十二里鋪鄧家溝村，騎摩托車到紅旗國小需要半小時。1974年，村裏有個國小，還有七八十個學生，但“老師請不來”。於是，村幹部找到了剛剛高中畢業的白隨寶，希望他去教孩子們。
他應了下來，當上了民辦教師，一天10個工分，“頂得上一個好勞力”。再後來，不掙工分了，每月工資是30塊錢，直到1994年轉成公辦教師，他的工資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當年“人丁”興旺日子，白隨寶眼裏泛光，“學生多了，就容易發現好苗子，哪個老師不願意教好學生?”
一直以來，全縣最好的國中——崑山中學都面向全縣招收“重點班”學生。白隨寶帶畢業班，幾乎每年都能考上一兩個。最多的一次，全鄉總共考進去了6個，其中4個都是他的學生。考上縣重點班的學生，家長會請老師到家裏吃飯，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
白隨寶家裏，至今保存着那些見證了他輝煌教學業績的憑證。“學習標兵”，全縣第一、第三的榮譽證書，“縣模範教師”。最近這些年，他已經換了三所學校。而如今的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