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陝北人，清澗縣，家是農民家庭，父母現在還在農村種地。
小時候，家裏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個，那時候農村不計劃生育。家裏很窮，我是老大，七歲時家裏不能養活我，把我寄養給另一個家庭。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飢餓，父親是一個字不識的農民，性格很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完全是被拋棄的生活。別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頓，回來後希望得到家裏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們再打一頓，不要惹事。所以，在社會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這是我那時認識的第一個問題。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這十年間農村、工礦、城市各個方面的社會生活，全景式。
我認爲這一段時間是中國轉型期的前奏，充滿了密集性的社會事件與政治事件。要求特別詳盡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編。翻報紙，《人民日報》《陝西日報》《參考消息》《延安報》十年的合訂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筆記，在整個描寫過程中，我可以在筆記上找到各種的事情，這樣故事就建立在比較可靠的基礎上。另一種準備是生活。生活儘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細細看，譬如一個燒磚廠，我經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進窯、燒火，還有貸款、稅收等等資料。有時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張稅務發票夾在筆記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經常就帶着美國總統那種皮包，進村時，帶着兩個大箱子。（補充：前面說到閱讀時，除長篇外，還讀專業性書，知識性的小冊子。）每回回來，衣服髒了，回到賓館，躺在紅地毯上，洗個澡，舒舒服服，然後又進村，住飼養室。還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礦，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礦裏寫，可以逐漸熟悉，爲下兩部做準備。
在銅川煤礦，兼了個宣傳部副部長，這裏幾萬人，生活條件差，一間小會議室改做臥室兼辦公室。這裏食堂只有米飯、饃、鹹菜，連雞蛋、豆腐都沒有（我平時不吃大肉，靠雞蛋維持）。寫作艱難，想起來不寒而慄。晚上只睡五六個小時，起來還得走到桌子前，繼續寫，我自己來說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樣哄自己。看見桌子，像上沙場一樣。一個冬天，幾乎和任何人不說話，語言能力都喪失了，很孤單。每天吃完晚飯後，散一會步，機器似的。工作特別緊張，上廁所都拿着筆、紙，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來放下武器再去。我把一章一章的計劃寫成表貼在牆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滅了一章，心裏就很高興。半夜裏聽見火車吼叫，想象着火車，意味着情人的約會，或久別重逢的歡喜。有一天火車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筆，披上破棉襖，到火車站去，這是拉煤的車，不是客車。我是在這試圖接一個人?或是誰來看我了?嘆一口氣，又回來。到禮拜天，我從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對面的家屬樓，燈火通明，每個窗戶後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個人。那邊樓上的燈最後熄滅了，窗簾一個一個地拉起來...這是自己的選擇，無辦法，涌出熱辣辣的眼淚。
第一部初稿很艱難，坐在吉普車上感到難受，回到城市後看到街道兩邊的小吃，非常眼饞，這些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就是山珍海味。第二部結束後，身體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寫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來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渾身沒有勁，只有膝蓋上還有勁，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氣，費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種怪病，氣能吸進去吐不出來。這種病你不吃飯在火車站扛三天麻袋就會得的。然後看病，給肌肉上注射什麼東西。有個年輕的中醫，說是得了虛症，開的藥，人蔘什麼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這是命運。我就想在中國任何作家完成長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沒寫完就死了，身邊的柳青也沒有寫完，我會不會呢?陝北天氣涼快，我吸不進去氣，身體總崩潰了，回到榆林，領導熟悉我，介紹一位老中醫（榆林地區的中醫在解放前都是聞名的，十分發達），診斷後，讓我在鏡子裏看舌頭，舌頭全黑了，這是人蔘吃壞的，只開了一副二毛錢的藥，一吃即吐痰，把這個病先解決了。然後開一百副丸藥，一百副湯藥，像牲口吃料一樣，吃了三個月，體力稍微恢復。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還有勁，寫完。我不注意吃，不鍛鍊，所以在第三部寫作中，開始有了注意。榆林地區領導邀請在賓館寫，飯安排在廚房裏，寫得比較順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書的最後過程，我來到甘泉縣寫最後的部分。我和甘泉縣有緣分，我的《人生》就是在這裏寫成，5月25日，完成了。這時，某人民廣播電臺正播前兩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電臺，他們要及時播送。本來，這三部要求身體在最高潮時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這樣咬着牙寫，趕在6月1日前寫完。朋友在這一天，一方面慶賀我。這天下午6點，朋友們做一桌飯等着。我關着門，不準任何人進來，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動，馬上就寫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開始痙攣，這樣都拿不住筆，怎麼辦?
我把電壺水往盆裏一倒，摻些涼水，三個毛巾，浸入，手伸進去燙，讓手鬆弛。抄完後，把用了六年的圓珠筆拋出窗外，跑到廁所裏照一下鏡子，我成了另一種樣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這最後一段好年華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鐘，沉默。我想起了托馬斯·曼在《沉重的時刻》裏一句話：“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寫完了，完全成了白癡狀態，像五六歲的小孩，要進北京，人不放心，這樣就和弟弟一塊進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後，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過馬路時都不知道在幹什麼?這種勞動並不是特殊的勞動，任何人都要對生命抱有正確的態度，作家這樣，農民也是這樣。我的啓蒙老師是我的父親，雖然懦弱，但很會勞動，種地時，把什麼都準備得盡善盡美。拔草鋤地，講究美，他說從任何地方看去，都顯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經在地頭種南瓜，說這不一定是爲了吃，一到秋天，地頭一行一行都長滿了瓜，這“好看”。這就是審美！他幹活時有貪婪精神。我認爲每一個人，不論搞什麼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業中幹得好的，一個人最後的價值不在於幹什麼。我如果當木匠，全力以赴，也會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是在結果中，結果並不重要。如果論結果的話，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潰，更廣闊地看，沒有什麼偉大與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