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過去，回憶中首先浮現的還是蘇州城北的那條百年老街。一條長長的灰石路面，炎夏七月似乎是淡淡的鐵鏽紅色，冰天雪地的臘月裏卻呈現出一種青灰的色調。從街的南端走到北端大約要花費十分鐘，街的南端有一座橋，以前是南方城池所特有的吊橋，後來就改建成水泥橋了。北端也是一座橋，連接了蘇滬公路，街的中間則是我們所說的鐵路洋橋。鐵路橋凌空跨過狹窄的城北小街，每天有南來北往的火車呼嘯而過。
我們街上的房屋、店鋪、學校和工廠就擠在這三座橋之間，街上的人也在這三座橋之間走來走去，把時光年復一年地走掉了。
現在我看見一個男孩揹着書包滾着鐵箍在街上走過，當他穿過鐵路橋的橋洞時恰恰有火車從頭頂上轟隆隆地駛過，從鐵軌的縫隙中落下火車頭噴濺的水汽，而且有一隻蘋果核被人從車窗裏扔到了他的腳下。那個男孩也許是我，也許是大我兩歲的哥哥，也許是我的某個鄰居家的男孩。但是不管怎麼說，那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個場景。
我從來不敢誇耀童年的幸福，事實上我的童年有點孤獨，有點心事重重。我父母除了擁有四個孩子之外基本上一無所有。父親在市裏的一個機關上班，每天騎着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來去匆匆;母親在附近的水泥廠當工人，她年輕時曾經美麗的臉到了中年以後經常是浮腫着的，因爲疲累過度，也因爲身患多種疾病。多少年來父母親靠八十多元錢的收入支撐一個六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樣的生活多麼艱辛。
我母親現在已長眠於九泉之下，現在想起她拎着一隻籃子去工廠上班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籃子裏有飯盒和布納鞋底，飯盒裏有時裝着家裏吃剩的飯和蔬菜，有時卻只有飯沒有別的，而那些鞋底是預備給我們兄弟姐妹做棉鞋的。她心靈手巧卻沒有時間，必須利用工餘休息時納好所有的鞋底。
在漫長的童年時光裏，我不記得童話、糖果、遊戲和來自大人的過分的溺愛，我記得的是清苦，記得一盞十五瓦的黯淡的燈泡照耀着我們的家，潮溼的未澆水泥的磚地，簡陋的散發着黴味的傢俱，四個孩子圍坐在方桌前吃一鍋白菜肉絲湯，兩個姐姐把肉絲讓給兩個弟弟吃，但因爲肉絲本來就很少，挑幾筷子就沒有了。
母親有一次去醬油鋪買鹽掉了五元錢，整整一天她都在尋找那五元錢的下落。當她徹底絕望時我聽見了她那傷心的哭聲;我對母親說：別哭了，等我長大了掙一百塊錢給你。說這話的時候我大概只有七八歲，我顯得早熟而機敏，它撫慰了母親，但對於我們的生活卻是無濟於事的。
那時候最喜歡的事情是過年。過年可以放鞭炮、拿壓歲錢、穿新衣服，可以吃花生、核桃、魚、肉、雞和許多平日吃不到的食物。我的父母和街上所有的居民一樣，喜歡在春節前後讓他們的孩子幸福和快樂幾天。
當街上的鞭炮屑、糖紙和瓜子殼被最後打掃一空時，我們一年一度的快樂也隨之飄散。上學、放學、作業、打玻璃彈子、拍煙殼——因爲早熟或者不合羣的性格，我很少參與街頭孩子的這種遊戲。我經常遭遇的是這種晦暗的難捱的黃昏，父母在家裏高一聲低一聲地吵架，姐姐躲在門後啜泣，而我站在屋檐下望着長長的街道和匆匆而過的行人，心懷受傷後的怨恨：爲什麼左鄰右舍都不吵架，爲什麼偏偏是我家常常吵個不休?
我從小生長的這條街道後來常常出現在我的小說作品中，當然已被虛構成“香椿樹街”了。街上的人和事物常常被收錄在我的筆下，只是因爲童年的記憶非常遙遠卻又非常清晰，從頭拾起令我有一種別夢依稀的感覺。
我初入學堂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季，仍然是動盪年代。街上的牆壁到處都是標語和口號，現在讀給孩子們聽都是荒誕而令人費解的了，但當時每個孩子都對此耳熟能詳。我記得我生平第一次寫下的完整句子都是從街上看來的，有一句特別抑揚頓挫：革命委員會好!那時候的孩子沒有學齡前教育，也沒有現在的廣告和電視文化的薰陶，但滿街的標語口號教會了他們寫字認字，再愚笨的孩子也會寫“萬歲”和“打倒”這兩個詞組。
國小校是從前的耶穌堂改建的，原先牧師佈道的大廳做了學校的禮堂，孩子們常常搬着凳椅排着隊在這裏開會，名目繁多的批判會或者開學典禮，與昔日此地的宗教儀式已經是南轅北轍了。這間飾有圓窗和彩色玻璃的禮堂以及後面的做了低年級教室的歐式小樓，是整條街上最漂亮的建築了。
我的啓蒙教師姓陳，是一個溫和的白髮染鬢的女教師，她的微笑和優雅的儀態適宜於做任何孩子的啓蒙教師，可惜她年齡偏老，而且患了青光眼，到我上三年級時她就帶着女兒回湖南老家了。後來我的學生生涯裏有了許多老師，最崇敬的仍然是這位姓陳的女教師，或許因爲啓蒙對於孩子彌足珍貴，或許只是因爲她有那個混亂年代罕見的溫和善良的微笑。
讀國小二年級的時候，因爲一場重病使我休學在家，每天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藥，那是折磨人的寂寞時光。當一羣小同學在老師的安排下登門慰問病號時，我躲在門後不肯出來，因爲疾病和特殊化使我羞於面對他們。我不能去學校上學，我有一種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於是我經常在夢中夢見我的學校、教室、操場和同學們。
說起我的那些同學們( 包括國小和中學的同學 )，我們都是一條街上長大的孩子，彼此知道每人的家庭和故事，每人的光榮和恥辱。多少年後我們天各一方，偶爾在故鄉街頭邂逅，閒聊之中童年往事便輕盈地掠過記憶。我喜歡把他們的故事搬進小說，是一組南方少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從中發現自己的影子，也許不會發現，因爲我知道他們都已娶妻生子，終日爲生活忙碌，他們是沒有時間和興趣去讀這些故事的。
去年夏天回蘇州家裏小住，有一天在石橋上碰到中學時代的一個女教師，她看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知道宋老師去世的消息嗎?我很吃驚，宋老師是我高中的數學教師和班主任，我記得他的年紀不會超過四十五歲，是一個非常嚴謹而敬業的老師。女教師對我說：你知道嗎他得了肝癌，都說他是累死的。我不記得我當時說了些什麼，只記得那位女教師最後的一番話。她說：這麼好的一位教師，你們都把他忘了，他在醫院裏天天盼着學生去看他，但沒有一個學生去看他，他臨死前說他很傷心。
在故鄉的一座石橋上我受到了近年來最沉重的感情譴責，捫心自問，我確實快把宋老師忘了。這種遺忘似乎符合現代城市人的普遍心態，沒有多少人會去想念從前的老師同窗和舊友故交了。人們有意無意之間割斷與過去的聯繫，致力於想象設計自己的未來。對於我來說，過去的人和物事只是我的小說的一部分了。我爲此感到悵然，而且我開始懷疑過去是否可以輕易地割斷，譬如那個夏日午後，那個女教師在石橋上問我，你知道宋老師去世的消息嗎?
說到過去，我總想起在蘇州城北度過的童年時光。我還想起十二年前的一天，當我遠離蘇州去北京求學的途中那份輕鬆而空曠的心情。我看見車窗外的陌生村莊上空飄蕩着一隻紙風箏，看見田野和樹林裏無序而飛的鳥羣，風箏或飛鳥，那是人們的過去以及未來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