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國的印象是路旁、鄉村、街市以及每一個窗臺開出的燦爛的花、滿目的花，襯着碧藍的天空，襯着碧綠的草地，日爾曼的穩重、自律和對美的追求在這一片燦爛的花中融化開來。
在廣州，我們也是在花中，甚至我生活的這個城市就叫做「花城」，只是爲什麼感受不到德國的這種味道、這樣的燦爛和寧靜?方敏帶我去看她在中山設計的東盛花園，在整個小區讓一樓鏤空，種上綠草和鮮花。她給我介紹她的設計理念：你一進小區，一眼就可以毫無遮攔地看到整個空間，看到整個綠地與花叢。當我站在小區的前門，望過去的時候，猛然明白，當鮮花變成是爲別人展示的時候，你纔會感到賞心悅目。
我們養花的習慣是放在自家的庭院中、自家的窗裏面。德國的花是在窗臺之外，是在街市上、行人中。這是否只是生活習慣或者生活環境的不同而已?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想到《相約星期二》中的莫里教授，他在用生命上的最後一堂課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施愛於人，並去接受愛。
愛是唯一的理性行爲。
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產生一種愛的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因爲我們的文化中很大一部分並沒有給予你這種東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責任感。只要我們學會了這兩點，這個世界就會美好得多。
給予他們你應該給予的東西。
把自己奉獻給愛，把自己奉獻給社區，把自己奉獻給能給予你目標和意義的創造。
問題的關鍵是：施予
當花置於窗外，那是一種施予，讓美成爲路人的標識，養花的人心裏想的是別人，想的是傳遞燦爛和笑容;當花置於窗內，那是一種佔有，讓美成爲個人的標識，養花的人心裏想的是自己，想的是孤芳自賞和自憐。
有時我們會覺得人們不夠寬容，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人們不能夠理解，有時候我們又覺得沒有分享的快樂，有的只是距離、埋怨、防護和自我保護。當生活陷入這樣的境地，人們進入了一種怪圈，怎麼也無法拔出來。更有甚者，當相愛的人不再相愛的時候，竟有人會走到傷殘的歧途，而用「愛」掩蓋了自私的慾望。所有的這一切，應該說都源於一個原因：不能施予，只能佔有。
可是當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夠放開「我」，而成就「別人」的時候，你又怎麼能夠成就你自己?若是說，我們應該集中力量做一件主要的事，現在就是時候了，這件事就是：放下「我」，學會施予。
今天的社會，從整體來說，是在衰退，是在默然，而不信任的潮流和世俗化、物慾化的力量，如狂風、如巨浪，越來越大。這一切都來源於人自身的慾望，所謂「使人隨我欲」正是這一切的註腳。因此現在應該是放下「我」的時候了，我們應該記住的和我們應該傾全力去進行的，只有一件事：施予。
施予，源於「有所爲的自我」，具體的表現則是服務、分享和尊重。施予不求回報，因爲它本身就是一種報酬。因此在不抱任何期望、奉獻自己的時候，才能給予別人幫助;在助人的過程中，更可讓我們發揮己長，瞭解自己的潛力，利人利己。
施予的人生是不平凡的。主動的奉獻，使人超越責任和期許的壓力，徹底實踐生命的目標，而生命的目標透過施予行爲生出力量。總是爲聖雄甘地感動，總是爲南丁格爾感動，總是爲雷鋒感動，爲什麼他們使我們感動?我們感動的是他們不平凡的生命。感動之餘，應該確信，正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自己的生活享受，而是自己能夠給予什麼，就是這份希望，希望生命多一份意義、一份肯定和一份喜悅，才造就了這許多不平凡的生命。
只要你肯投入，你就能夠施予。喜歡全身心的投入，就是說，不管你做什麼，你應該真正和他們(人和事)在一起。當講課的時候，就盡全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課程的內容上，不會去想自己的容貌、自己的動作、自己的語氣，只是投入到課程中，在和學生說話的時候，想的只有學生，最後，得到什麼?得到了做老師的價值。明峯寫道：
「憑心而論，課上講授的並不是高深的理論，也沒有討論敏感前沿的問題。他們不要學分，不要休息，甚至逃課，或者離開工作，早早來到華南理工悶熱的課室裏佔下座位，一連兩天，如此辛苦，他們得到了一些什麼收穫呢?學生們得到了什麼呢?
他們聽到的是溫情，是勸導，是對以後人生的提醒與忠告，是很多獨特精準的創見，是在這煩囂城市中的一縷梵音，他們看到的是作爲人的那種真正不朽的美麗，他們感受的是人間最純最真的感情。這是一種智慧的感情傳遞，這是一種優雅的情感交流，這是一個教師所能達到的一個極端(還有另一個極端是因權威與尊敬產生的。也許二者我們可以稱之爲敬愛和親愛的區別吧)。
座無虛席的課室，門口擁擠的耳朵，還有偶爾爭執座位的微紅眼睛，久久不肯停息的掌聲，一而再、再而三的鮮花，追到樓外車旁獻上精緻禮物的手足無措——說明了一切，見證了一個教師所能享有的輝煌。」
其實，沒有學生又哪裏會有做老師的感受呢!想起《巴黎聖母院》的敲鐘人，那一聲「美」的慨嘆，纔是美的真正含義。
德國街市、窗臺外的燦爛的鮮花，裝點了日爾曼文化的包容、尊貴、理性，也祈願廣州的「花城」綻放着施予的芳香，不是「室雅何須大」的感受，而是花香滿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