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可以使你變得聰明，讀書還可以提升你的表達能力，總之讀書的好處有很多，那麼相關的讀後感該如何寫呢？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的2022最新關於《子夜》讀後感範文，以供參考。
《子夜》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於1931一1932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原名《夕陽》是茅盾的長篇小說代表作。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鉅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爲這是一部能夠與《追憶似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儘管民生凋敝、戰亂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卻是另一番景象。那裏，有紙醉金迷的生活，有明爭暗鬥的算計，有趨炎附勢的各色人物。
開絲廠的吳蓀甫帶鄉下的父親吳老太爺避戰亂來到上海，撲朔迷離的都市景觀使這個足不出戶的老朽——吳老太爺深受刺激而猝死。吳府辦喪事，上海灘有頭有臉的人都來弔唁。他們聚集在客廳，打聽戰況、談生意、搞社交。善於投機的買辦資本家趙伯韜找到吳蓀甫和他的姐夫杜竹齋，拉攏他們聯合資金結成公債大戶“多頭”，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賤買貴賣，從中牟取暴利。杜竹齋心下猶疑，趙伯韜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錢操縱戰局的計劃。吳、杜決定跟着趙伯韜幹一次。這次合作，小有波瀾而最終告捷。因爲金融公債上混亂、投機的情形妨礙了工業的發展，實業界同人孫吉人、王和甫推舉吳蓀甫聯合各方面有實力的人，辦一個銀行，做自我的金融流通機關，並且期望將來能用大部分的資本來經營交通、礦山等幾項企業。這正合吳蓀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於冒險精神。他喜歡和同他一樣有遠見的人共事，而對那些半死不活的資本家卻毫無憐憫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託公司就成立起來了。
這時，吳蓀甫的家鄉雙橋鎮發生變故，農民起來反抗，使他在鄉下的一些產業蒙受損失。工廠裏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爲對付工人罷工，吳蓀甫起用了一個有膽量、有心計的青年職員屠維嶽。他先是暗中收買領頭的女工姚金鳳，瓦解了工潮的組織；當事發之後，姚金鳳被工人看作資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復起的時候，他使吳蓀甫假令開除姚而提升那個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這樣一來，姚的威信恢復，工人反而不肯理解對她的處置。之後，作爲讓步，吳收回成命，不開除姚，並安撫女工給予放假一天。吳蓀甫依計而行，果然平息了罷工。
交易所的鬥爭也日漸激烈。原先吳蓀甫與趙伯韜的聯合轉爲對壘和廝拼的局面。益中信託公司，作爲與趙相抗衡的力量，構成以趙伯韜爲“多頭”和益中公司爲“空頭”之間的角鬥。趙伯韜盯上吳蓀甫這塊肥肉，想乘吳資金短缺之時吞掉他的產業。幾個回合較量下來，益中虧損八萬元栽了跟頭而停下來。此時吳蓀甫的資金日益吃緊，他開始盤剝工人的勞動和剋扣工錢。新一輪的罷工到來，受到牽制的屠維嶽分化瓦解工人組織的伎倆被識破，吳蓀甫陷入內外交迫的困境。
趙伯韜欲向吳蓀甫的銀行投資控股。吳決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我的絲廠和公館都抵押出去作公債，以背水一戰。他最終明白在中國發展民族工業是何等困難。個人利害的顧慮，使他身不由己地捲入到了買空賣空的投機市場來。
公債的情勢危急，趙伯韜操縱交易所的管理機構爲難賣空方吳蓀甫。幾近絕望的吳蓀甫把僅存的期望放在杜竹齋身上。千鈞一髮之際，杜倒戈轉向趙一邊。吳蓀甫徹底破產了。
在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作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人物”，極力突出當時的尖銳矛盾與種種利益糾紛，詳實的情節描述無不時刻調動着讀者的心緒，這也體現了作者對社會的社科認識，僅有對社會有所觀察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大衆的疾苦。在這一情節過程中，人物動作、神態、語言描述以及細節描述，給人以強烈真實的畫面感，各種矛盾幾乎破紙而出，足見作者描述手法的功底。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鴻，筆名茅盾、郎損、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
茅盾出生在一個思想觀念頗爲新穎的家庭裏，從小理解新式的教育。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後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從此走上了改革中國文藝的道路，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有小說《子夜》、《春蠶》和文學評論《夜讀偶記》。
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將不起，將稿費25萬元人民幣捐出設立茅盾文學獎，以鼓勵當代優秀長篇小說的創作。
在敘事方面，茅盾追求宏大而嚴謹的佈局，他在小說中喜歡採用能夠體現時代性的網狀型結構形式。如作品《子夜》茅盾根據主題的需要，根據中心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來安排各種人物事件，矛盾衝突和環境場面，作品一開始就在吳老太爺的弔唁儀式上將所有重要人物推上前臺，組成複雜的人物網絡，以及在設下情節因果關係的伏筆，從而經緯交匯地建成《子夜》式的也是茅盾式的龐大的“網狀結構”。與其他現實主義大師一樣，茅盾也是一個擅長於心理描述的語言大師。
寫成於20世紀30年代初的《子夜》,詩作家矛盾對己所處時代城市內部的變動與新生所展開的全方位描繪，它“包羅萬象的任務和事件之大之廣，乃近代中國小說少見的”。這其中，內外交迫的民族資產階級與依仗外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的較量，農民的破產和工人的抗爭，工商業的若內強食，知識分子的苦悶與迷惘，都在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悲劇這一條主線上展開。 日記
小說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多質的，處在多方面的社會關係和利益關係中，他呈現出各種矛盾和反逆的情態。不同於沒落地主階層的吳老太爺，他是現代社會中剛毅、果敢、有膽略、有魄力的民族資產階級新人。他抵制外國資本的侵襲，在買辦資本家趙伯韜的要挾利誘面前不失膽色，機緣到來的時候，他不擇手段地侵濁弱小資本家的產業，對付工人，他軟硬兼施，竭盡所能的剝削工人，鎮壓工人。家庭生活中，他又是冷漠、專斷和狂躁的。吳蓀甫是詩強悍的，也是虛弱的，在他剛愎自用的氣概下掩蓋的是那紛亂惶惑，躁動不安的靈魂，積貧積弱並不斷受到外來資本擠壓的中國民族工業的生長環境，使吳蓀的才能無法施展，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經濟上的軟弱無力，這種軟弱性是吳蓀甫潛在的個人性格的弱點，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所致。
在《子夜》這部書中，許多事態情節平行共識，多線紛呈。交易商公債的起落消長，詩貫通始終的一條主線，還有知識分子和女性羣體的線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線索。儘管對農運的描繪在全書中有些遊離，但是這些不同的敘述脈絡無意使整體佈局張弛有致，錯落有序。
就語言風格來看，《子夜》長於對人物和場面的工筆描畫，客觀細緻的情狀抒寫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來，起伏跌宕，舒緩有節，獨居才情。
《子夜》標誌着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傑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茅盾對於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實際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有企業家、公務員、商人、銀行家，並且常和他們來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業的情景，有一段時間把“看人家在交易所裏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當做是“日常課程”(注：《我的回顧》，見《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4月初版)。當時學術界正在展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茅盾將親自看到的社會現象同論戰中一些理論對照，這就增加了他寫作《子夜》的興趣，決定經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回答託派散播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謬論。在寫作《子夜》的時候，作家又充分地運用了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獲得的社會經驗。他說：“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爲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可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瞭解。”(注：《〈子夜〉是怎樣寫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過去的這段經歷，以及這一時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接近革命者所得來的具體感受和間接經驗，
不但豐富了他的創作素材，同時也使他有可能對客觀現實作出較爲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鬥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同志以往作過深刻的分析。他在說明由於帝國主義的爭奪中國，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混戰之後，之後說：“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着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景，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爲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羣衆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明白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明白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並且是很快會要到來。”(注：《星星之火，能夠燎原》，《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98頁)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並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爲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裏又隱伏着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複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經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爲我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以往熱心於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爲基礎建築起他的“雙橋王國”來。可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裏來”。不僅僅這樣，他還明白如果要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要“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所以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着企業上的利害關係而外，還“用一隻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遊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願意和他合作。可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
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爲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可是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並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要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鬥角的鬥爭；他熄滅不了工廠裏風起雲涌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我脫不下的“溼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託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塗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託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爲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經過上述這些描述，《子夜》揭示出了作爲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着矛盾，和勞動人民，異常是工人之間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託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
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到達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於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託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徵。作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爲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可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裏。他期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夢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於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