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是一部專門探討我國曆史政治制度的文學作品，用今天的中國政治制度進行對比，歷史發展必然是給我們以啓發的。以下是本站小編和大家分享關於黨員讀《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有感範文4篇相關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歡迎你的參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1
“要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來看制度,則制度只是一條條的條文,似乎乾燥乏味、無可講。”這是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說到的。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用什麼樣的制度,不用什麼樣的制度。一定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一項制度不會憑空出現、也不會憑空消失。同時,歷史在不斷前進,人事在不斷的變化,制度也應該不斷的變化以適應人事。人事,就錢穆先生此書來說,有深刻的含義,指的是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現實。制度則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面。歷朝歷代,兩者都有着積極且雙向的互動,由此又影響着中國歷史的演進。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全書寥寥九萬八千字，錢穆先生以其通俗易懂的語言，將中國歷史上五個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從政府組織結構，考試選舉制度，經濟賦稅，兵役制度等幾個方面來比較優劣、來陳述歷代得失。我認爲，組工幹部讀書的面要廣博一些，要通過讀書培養自己的歷史觀、大局觀，提高文化素養。這本書偏重於政治制度的論述，對廣大組工幹部來說，既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通俗讀本，同時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瞭解中國政治制度演變發展的好書。我們要做好組織工作，有必要深入細緻地研究行政權力的架構和運作模式，洞悉規章和人事的分離與配合。
從這漢、唐、明等五個五個朝代,三個大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個重要國家制度的分析中,不難發現,各個方面的制度都和人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人事可以使制度適應時勢,使之趨於完善,但是人事在制度的實際操作過程裏也有可能阻礙其理想效果的發揮,從而導致制度失之應有作用。人事從來都是有雙面效應的,所以從歷代政治得失當中得出的經驗也應該借鑑到當今的國家制度建設當中,實現制度和人事的有效積極互動,最大程度的發揮兩者的作用。
錢穆先生寫道:“今天我們卻把歷史切斷,一概想模仿外國制度,明明知道之一制度與現實不配合,卻想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實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的,絕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法律制度的必然性。錢穆先生認爲“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
錢穆先生給我們留下看待歷史的角度是筆寶貴的財富。沒有完美的制度,亦沒有完美的人事。封建不是黑暗的過去,他也曾經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藥方,更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應重視其地域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未必盡然。不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法律制度，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模式，走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纔是正途。因此我們說,對於歷史的功績切不可一筆抹殺。放到當今社會來看,對於一個正在飛速發展中的中國,在面臨許多社會以及民生問題的時候,多數人都傾向去狠批制度,痛陳弊病,可他們卻常常忽視了制度能帶來的好處,或者去想這個制度存在長久的意義和產生的原因。
回顧歷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不論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還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說明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些道路都是不行的。而最終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歷史的選擇。這讓我想起一段歷史，就是黃炎培與毛澤東暢談“歷史週期率”。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問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毛澤東同志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我國經過30多年的發展，改革步入深水區，所以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艱鉅複雜的改革任務，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以非凡的政治勇氣與智慧推進改革，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6個專項小組改革部署全面展開。5年多來，1500多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涉及範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節奏推進之快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我相信，未來的中國政治變化，也許會有阻礙和波折，但最後肯定會走向真正的民主。
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通過閱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辯證看待歷代的政治體制，也知道了歷代的變化更替。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值得警惕，值得思考，作爲一名組工幹部要學習歷史的經驗教訓，明白世事興衰的因緣，思考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考察政治和文化積澱，把握制度變遷的脈動，唯有如此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才能更加理性、客觀，更加公正、平和。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2
錢穆先生是史學界鼎鼎大名的大師，不過唸書之時，也沒讀過他的幾本書，印象寥寥。幾日前師大一位故人在微信告訴我，近日正重讀錢穆，然其滿篇崇古，着實讓人不忍卒讀。在他的鼓動之下，我便挑了錢穆先生最薄的一本書——《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探究竟。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是賓四先生的講稿整理而成。全書選取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來講，這五個朝代大體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錢穆先生從人事和制度兩方面重點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則側重政府組織、財政稅收、銓選制度與國防兵制，四項都可謂是立國之本。錢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釋了他完成此書的意義，他談到“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視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政治之誤解。”可見，錢穆先生並非堅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爲一個嚴謹學者爲中國傳統政治正名，這是他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務，我以爲可以概括爲“破除誤解” 。此外，錢穆先生還說道：“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只想把外國現成制度，模仿抄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這一觀點我想可以概括爲“人事、制度配合論”，即人事與制度均不可偏廢。
錢穆先生從漢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條線講下來基本上中國王朝制度的脈絡就十分清晰了。一個朝代不到兩萬字的篇幅，從闡述政府組織中皇室與政府之關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關係，以及選舉制度、經濟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點、政治之得失立現。環視當今，恐難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從秦至清兩千年的傳統政治，不能簡單說它是專制政治，但是客觀而言，除了很多寶貴經驗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國傳統政治的進程似乎是越走越狹隘，到最後的清代部族政權將之前的優良政治傳統幾近耗光。用錢穆先生的話說“我們講政治制度，有一些確實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件或法術。制度指政而言，法術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於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術則出之於私，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他又說“論漢代，西漢可說是制度，東漢則多半出於光武私心。論唐代，確實可說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則有許多隻算是一種法術。明代，有許多隻能說它是一些事，不能說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說全沒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裏，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 回頭來看中國傳統政治中一些政令，方纔明白原來每一項均有來歷有出處，有出於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權術。歷史、大衆、精英、權謀與制度這一切具有裹挾力量的因素將國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錢穆先生從嚴謹的歷史研究中總結出中國傳統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說是趨勢：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國家統一是政治上應該絕對爭取的，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權，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平等。這一點可能與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錢穆先生說的平等並非西方普世價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貴族、大門第的沒落，中國社會自宋以下，造就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用句時髦的話來講就是中產階級的消亡與缺失。
三是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只能維持三代。實質在講中國知識分子在綿連幾世的皇權面前自感卑微。結果便是皇權的日益尊貴，而經銓選制度進來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權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國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治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這也被當代的管理學家稱之爲“錢穆制度陷阱”。而且錢穆還有一個可能與今天社會共識相矛盾的觀點，他認爲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
大師的書往往不僅讓人學到一些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人思考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從古至今都在困擾着我們，或者說是今天的解決方案也未必讓人滿意。所謂讀史以鑑今，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了一條新路，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實，依然有其現實意義。英國哲人羅素曾說：“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減輕一點人的武斷。”錢穆先生說：“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爲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
回顧自身，讀書不多，武斷不少，到如今方纔正本清流，開始有些許獨立思考。拉通來看，可能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這種毀滅重生的螺旋趨勢吧，只是悟的早與晚的問題。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3
今日拜讀錢穆先生名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感觸頗深，有感而發。
文科類的同學最早了解到錢穆先生這個名字，應該是高中時期吧，遇到各種的歷史的材料呢，那時還有錢乘旦。斯敏斯塔夫阿諾斯的，這些歷史大家的地位舉足輕重，但一直沒有真正的讀過他們的作品，說來慚愧，經過推薦決定從錢穆先生最有名的作品入手，希望可以從中得到一絲啓發吧。
拿到整本書，這本書的通俗易懂，這也是受白話文的影響，在建國後通過整理得來的，整篇行文流暢，不臃腫和高中歷史課的'感覺很像，準確說更像是對高中課本的一個延伸。更加具有人文氣息。
本書從我們最熟悉的5個朝代，秦，唐，宋，明清，這也是最具代表性的5個朝代，分別從政府皇權地方選舉經濟軍事等多方面入手，清晰的給我們展現了時代的整個政治脈絡，許多之前一知半解的問題，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和答案。
從歷來到歷史中去，一直是我們瞭解學習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很多時候我們很難去擺脫現實的枷鎖，錢穆先生可能給了我樹立一個很好的典範。
任何制度絕不會有利而無弊，也不會有絕對的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的利弊而判定，這句話充滿了辯證法的色彩，我們不妨靜下心來想，有的時候我們對具體某一事件或某一時代的評價是否過於片面，提到1912年前的中國，我們總是下意識的想到黑暗專制等字眼，可這樣對他們來說真的公平嗎？在本書中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答案。
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的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由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能平心荷官的來檢討中國文化。該首先檢討傳統政治，在中國文化精神偏重人文見，其中儒家的抱負哪一項注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尤爲重視政治這一環節。
此證只分兩方面講一講人是二假制度，人事比較變動，制度有人創意，有人訂個修訂，亦數人事比較穩定，若離開人世談制度，則制度也只是條文似乎枯燥無味，無可再講。
從秦到清2000多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簡單說成專制統治了，客觀的講有許多寶貴的經驗給我們參考，還有許多錯誤我們能避免，就像我們對待傳統文化一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古爲今用。
全書總結下來有以下4點：
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2、中國歷史傳統政治造成各階層一天天趨於平等。
3、長久安是人人所希望的。
4、中國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的繁雜化。
綜上所述是個人發表一些淺顯的觀點，喜歡政治歷史的朋友，一定要買這本書看一下，一定會給自己有新的啓發和收穫的。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後感4
中華民族從上古時期的堯舜禹起到清朝的覆滅，前後經歷了幾千年的時間。在這幾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興滅，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生活都與之休慼相關。春秋戰國的諸侯割據，秦朝的大一統，西漢的輝煌，唐朝的盛極一時，宋朝的積貧積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與當時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如果把一個朝代比作一棵大樹，那麼這個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隨着中國的版圖不斷地擴大，如果沒有較爲完善、考慮周全的政治制度，這棵大樹就難以茁壯成長。從歷史上的朝代更迭我們可以看出沒有哪一種政治制度是普適的、完美的，因此我們要做的是從中汲取精華，吸取教訓。
錢穆先生作爲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學者，對於政治制度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有着深刻的認識和切身的體會，他選取了漢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個朝代對它們的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經濟制度、賦稅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剖析和縱向的比較，進而得出了一些有關歷史發展的結論。
初讀此書，我對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瞭解。再讀此書，我橫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與整個社會的聯繫，縱向地看到了歷史變遷的軌跡。
從政府組織看朝代風貌
政府組織是政治制度的根本，從一朝的政府組織可以看出窺見當時的政治風貌。在中國古代的政府組織的更替過程中，主要存在兩對此消彼長、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對是皇權與相權，另一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國歷史上整體的趨勢是皇權加強、相權衰落，中央集權加強、地方權力衰落。過去我們總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權”一言蔽之，然而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儘管看起來皇帝處於所有人之上，統管天下各種事務，但實際的政權卻是在政府手裏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簡單來說，皇帝是國家統一的象徵，而宰相則是決定政治的人。在相權極度衰落，皇權不斷加強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權與相權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國從秦漢以來的政治制度都描述爲“封建統治、皇帝專制”恐怕是不合適的。在秦漢時，我們有郡縣制，中央政府設有三公九卿，宰相統領行政權。到唐代，相權被分割，中央設立三省六部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職權加起來才相當於漢朝宰相的權力;到宋代，相權愈加衰落，只剩中書省在皇宮內承旨，設立了專門的選人用人機構，財政、軍事權也被分割，皇帝專制也隨之加強，但還並未形成完全的皇帝專制。而到了明清兩代，宰相被廢除，行政權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時纔是真正的皇帝專制。歷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難以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也不會有充足的精力來獨自治理好整個國家。皇權的加強是權力慾望的膨脹，是對擁有的權力的一種不安全感。從皇權的大小與社會興衰的關係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過度的皇帝專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縱然適當的中央集權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安定，但過分的專制給整個國家帶來的活力的缺失確是不可估計、難以彌補的的損失。在歷史上，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張，如何管理好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難題。如果過度中央集權，地方政治將會失去活力;而如果過度放權，則會出現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不利於整個國家的穩定。由此觀之，集權和放權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的平衡是一個必須的過程。回看中國古代歷史，我們發現，在漢唐時代，重要的是解決地方的混亂問題;而在明清之後，更大的問題則是如何避免過度集權使整個國家失去活力。
從各朝民生看興衰軌跡
土地是古代中國人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在農業社會中，土地所有制影響着國家的安定，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錢穆先生在書中說：“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這描述的是先秦時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義上爲國家所有，實際上被貴族佔有，農民只有對土地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但隨着私田的開墾，這種制度也不復存在。到了漢朝，則實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國家向土地所有者進行徵稅。但土地私有制帶來的是土地買賣兼併的情況，富人擁有大片土地，而窮者卻沒有賴以生存的一畝地。而唐朝則是沿襲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國家將土地分給無地耕種的農民，在耕種一定年限后土地歸農民所有，在死後歸還國家，此時的稅額僅爲四十收一，極大地爲貧窮百姓減輕了負擔。
形容政治清明時我們常說“輕徭薄賦”，因此除了土地與稅收之外，影響百姓生活水平的還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說是“全農皆兵”。由於軍隊儲備是一個國家的必須，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儘可能地爲百姓減輕負擔是統治者應當考慮的。漢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爲人民考慮頗周，在家中有多年連收的餘糧時才讓壯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無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統以來的“戍邊三天”的不合理舉措，採用以稅代役的措施……這樣的兵役制度，在體察了民情的情況下，也增強了百姓服役的積極性，這也是西漢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觀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防止藩鎮割據的局面，而且爲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饑荒之處，把災民募爲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負擔，而且應募的多是無賴之人，沒有紀律性，而災民身體孱弱，沒有戰鬥力，這就是北宋對外軟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軍隊更加鬆散，宋代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軍事最廢弛的階段。
由幾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們也不難看出爲何西漢會出現文景之治、漢武盛世，而宋朝卻在各個方面都令人扼腕嘆息了。縱觀歷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顧得民生的統治者往往也顧得國家;置百姓於水火之中而不顧的統治者同樣也無力拯救國家，也給自己埋下了禍患。
從《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一標題中，我們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斷更替中，沒有哪一種制度是完美的，也沒有哪一種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過，有得也有失。沒有一種制度是不論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時一定是考慮了當時的時代情況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風貌的根基，也是各朝興衰變遷的源流。我們在評價一種政治制度時不僅要辯證地看待，更要結合其時代背景，而不能單純地以現代的眼光評價過去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