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父親節，我祝天下所有的父親，節日快樂！同時，我向世人公示：我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這是我一生中，最應該檢討和已經無法挽回的過失！
記得，在大女兒上國中的時候，曾經指責過我：“你對待自己的孩子不如對待自己的學生！”她的指責不無道理，也能有很多事實作依據。但由於那時自己比較年輕氣盛，加之對女兒沒好氣的指責父親也挺生氣，反問一句：“哪個學生花過我的工資？”當時，大女兒無言以對，以後再也沒有那樣指責過我。可是，我知道：在四個（二女二男）孩子的心目中，我就是那種“對待自己的孩子不如對待學生”的父親。這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和歷史的定論。憑良心說：那時，我用到孩子身上的精力不足百分之十，當然用到學生身上的精力就超過了百分之九十。我教過的和輔導過的學生數以千計，而從來沒有認真系統地輔導過自己的孩子。因此，我是一個比較稱職的的教師，同時，又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
教育工作是我終身的職業。1955年8月，我從師範學校畢業，走上偏僻農村國小的教育工作崗位，1958年3月參軍，當兵7年，一直做兼職文化教員，復員後，又從事中教、職教和高等師範教育35年。45年的教育生涯，我的事業心、責任心和進取心都比較強，因爲當兵養成了“創一流”的性格。教育工作可以說是個良心活兒，要想做好，你投進去多少精力都不夠用。教中學那二十來年，是家庭負擔最重的時候，四個孩子，一攤子家務，幾乎都由愛妻承擔。我一直擔任畢業班的教學工作，每年都面臨一次大學聯考或會考的檢驗。只有大女兒面臨大學聯考和二女兒面臨會考那一年，我沒有教畢業班。那時教畢業班，課餘起早貪黑地輔導學生，沒有輔導費，考好了也沒有獎金，平時家長也不給老師送禮，但老師的教學工作都比較認真。在學校分快慢班時，大多數老師都願教快班，因爲既是被重用，又加上學生基礎好程度齊好教。而我申請教慢班，理由很簡單，慢班學生也是各個家庭的孩子，也是祖國的未來，他們基礎差程度不齊，更需要能力強的教師好好教。況且，慢班學生比快班還多，都想教快班，誰來教慢班？開始學校領導不同意我教慢班。經過再三請求，給了我四個慢班和兩個快班的政治課。自然，我在慢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還選擇了一個慢班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試點。這個班的班主任是我堂姐的侄女女婿，我們配合得更密切一些。那時，我擔任政史地教研組組長，還是年級組三位組長中的一員。我認爲慢班的教學應該從學生的實際出發，主張不按正常進度教學，按學生的實際程度分層次教學，還要缺什麼補什麼，然後趕進度。在試點班任課教師統一思想的時候，只有物理教師不同意這個意見。她認爲不按正常進度教學不符合常規，按學生的實際程度分層次教學很難做到，缺什麼補什麼補不起。我們讓她保留自己的意見，按常規教學。我同班主任一起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他們爲振興中華而學習，同時，加強管理，提出“不學不行，不會不行，不及格不行”的要求，開展自學互助活動。在各門功課中，政治課還是比較容易學的。我與班主任商量，用政治課帶動其它課，增強學生的信心。他平時也鼓勵和督促學生努力學習政治課。我們用政治課育人奪分顯見成效。上學期期會考試這個班政治課平均分超過了50分，期末超過了65分,幾門文化課也都超過了其他慢班。我教的其他三個慢班期會考試平均分超過了40分，期末超過了50分；按照常規教學的慢班，平均成績很難超過30分。那位物理教師公然在課堂上歪曲我的動機，對學生說我這樣努力搞好教學是爲了當先進。班主任跟我說這件事，我讓他淡下來：“讓她說去吧！要當先進也比甘於落後強。”其實，在很多方面，我對自己的要求都特別嚴。比如批卷，我要求自己零誤差。幾百份政治卷，批完的每一道題，我都留下了符號與記號，空白處，都打了大問號或劃了大紅槓，在學校批完了，拿到家裏再複查。第二天髮捲時，我鼓勵學生挑批錯和找分。後添答案的，有問號與紅槓作證；擦了重改的，我衝亮一看，他就臉紅了。這樣做，對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作風，可能有點兒好處吧！由於我校政治教師的共同努力，在縣裏的中學，我們的政治課形成了育人奪分的優勢，外語成績被其他學校拉下的分數，可以用政治補回來。可想而知，我這樣對待工作，還能有多少精力投給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們！
我不僅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而且也不是一個好丈夫。在這個世界上，我最對不起的人是自己的愛妻！她爲了支持我的工作和撐起這個家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她幾乎承擔了全部家務勞動。她身體不太好，又不會騎自行車，買米買面常常抱回家來。有時早上，我起得晚一點忙着去輔導學生，顧不得挑水，她還得領着孩子去擡水。四個孩子，開始是大的照顧小的，大女兒上學了，二女兒照顧兩個小弟弟。二女兒上學以後，媽媽就背一個領一個，送孩子上託兒所。接送孩子都是她的事，基本不用我管。直到老兒子上國小時，家已經搬到學校附近，她上班遠了，擔任商店總店的出納員，下班以後，還得收分店的款，回來很晚，我纔有機會騎自行車去接接她。解放前的那一代人，可以說是流血犧牲的一代。建國後的第一代人，可以說是艱難困苦的一代。那時，工作和家庭的壓力都很大，孩子多，生活又不充裕，都很樂觀地挺過來了！現在，有些年輕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組成了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生活充裕了，每週上5天班，每天不足8小時，還因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破壞了家庭。可悲呀！
在家庭裏，我對待孩子與對待學生的確是不一樣的。也許是愛之深恨之切吧，也許是還缺乏做父親的修養。我對孩子常常是怒其不爭，簡單生硬。同時，孩子也許是因“不識廬山真面目”，常常是不聽父母的，聽老師的，儘管我是個被表彰的優秀教師，也不在乎。大女兒念八年級的時候，曾經要求課餘去學美術，我沒有答應她。因爲我知道，考藝術院校很難，好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搞繪畫也很不容易，不下大功夫技法上不去，思維能力跟不上，也畫不好。她還是專門考文科比較有把握。上九年級時，她請美術老師到家來說情。這位美術老師是我上兩屆的師兄，進門就不客氣的指責我：“你在師範學校美術課學的那麼好，怎麼不支持孩子搞美術？”出於對師兄的尊重，我違心地答應了孩子。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不準放鬆對文化課的學習。她也答應了我。美術曾經是我的第一愛好，我爲自己沒有成爲畫家而遺憾！何嘗不希望女兒成爲一位傑出的畫家！我對女兒還是比較瞭解的，她還缺乏一種氣質。我很擔心：弄不好她就會兩耽誤！我既然同意她學美術，就要全力予以支持：把多年積攢的美術書刊給她用，又買了一些迎考的書與畫冊，在縣城裏請了三位較強的美術教師給輔導。在最關鍵的時候，她不去拼搏，考上了普通高中，常跟畫友在一起，放鬆了文化課的學習。我看在眼裏，痛在心上：她已經背離了那條寬敞的容易走的路，偏偏走上了獨木橋。她連考三年專業都沒進分數線。縣裏的美術輔導教師跟她說：“你爸爸完全可以指導你”。她不信。我多年不摸畫筆了，畫的都不如她了，就以爲沒資格指導了。她還不懂得：人除了繪畫能力以外，還有認識、欣賞、評價、指導的能力。輔導她的美術教師，有一位就是我當年培養的苗子。文化館組織的美術創作，也常常請我過去當參謀，也可以說是作指導。由於女兒不相信父親能指導，我曾領她去省城請藝術院校的美術家作輔導，提出的毛病與我提的差不多。我不但給她挑毛病，還給她提供示範畫，選擇優秀的素描作品讓她臨摹。由於她看不到自己的畫與示範畫的差距，不肯反覆下功夫。我告訴她：“花錢不如花功夫”。她也沒太往心裏去。她的畫在考生裏，色彩是二流的，素描是三流的，創作是四流的；文化課是一流的。根據她的條件，第四次參加大學聯考，我讓她考藝術院校美術師範班。因爲美術師範班文化課成績要求高，考上的可能性大一些。這是大女兒的最後一次參加大學聯考了。由於年齡與閱歷的增長，她已經意識到父親的指導更切實一些，既省錢、又便利、更熱心。我已經抓住了她素描畫的弱點：越畫越陡。比方說至少有五個調子，她畫到最後剩三個了：白、灰、黑，缺乏過渡調子：淺灰和深灰等。經過我的具體指點，她的人物素描畫有了明顯的進步。可是，那年考試，沒有畫人物素描，畫的是靜物：一個塑料盆，搭了一條毛巾，旁邊放着皁盒等。這倒把她“淺”住了。有時候，越是簡單的事物越難表現。就像“達芬奇畫蛋”那樣，你沒好好練過，就更難畫好。發文化課准考證時，大女兒沒有得到。她媽媽着急了。讓我帶些錢去“走後門”。這種事我從來沒幹過。爲了安慰家庭裏這位勞苦功高的可憐的母親，我這位不合格的父親，只好硬着頭皮去試試。那位藝術院校的院長，是我的老鄉，在省美學學會，他是副理事長，我是理事。我非常難爲情地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很熱情，現給我泡了一杯熱茶：“大哥，你來找我有事吧？”我直截了當的說:“不好意思！我爲女兒走後門來了”。“你女兒報的什麼專業？”“美術師範班。”“那正好！我正擔心怕文化課分數高招不夠呢。你來幫我當個參謀。”我們倆商量，增加10個百分點（約30人），足夠用。班子研究確定後，我的大女兒拿到了文化課的准考證。大學聯考成績公佈以後，那位院長給我來電話：“你的女兒文化課成績，比藝術考生的平均分高出50多分，很有把握能被錄取。”可我的心一直提拉着！出人意料的是：那年省裏把“美術師範班”的文化課分數線定的很低。院長來電話說：“沒想到文化課分數線定的這麼低。你的女兒只差兩名沒有錄進來，請放心：如果有缺額和擴招的，一定給錄進來。”聽到女兒落榜的消息，我真想用頭去撞牆！不是因爲考不上，只是可惜性格不像我。子女的求知慾、進取心、勤奮勁都很差。也恨自己無能：沒有給孩子培養出自強心！那年沒有缺額和擴招的。妻子讓我帶錢再去走後門，被我拒絕了。別說我是一個爲人師表的教師和共產黨員，就是一位普通家長和老百姓，也不能那麼缺德和喪良心。人家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怎麼能不知恥的用錢去給擠下來。再說也不能給那位當院長的朋友出難題。考慮大女兒的年齡不小了，讓她到我任職的師專外語系代培，並參加函授學習，拿到專科畢業證後到中學去從教了。來到長春以後，我去看望那位院長，他已英年早逝！比我小十多歲的朋友，先我而去，回到家裏，痛哭了一場！
大兒子是家裏第一個男孩，但我沒有那種傳宗接代和望子成龍的思想。他的學習一直較差，我也沒有顧得輔導他。上了國小六年級，班主任怕他影響班級的升學率，出於狹隘的自尊心，常穿皮鞋踢他。我知道以後，去告訴那位班主任：這個孩子，因我是中學教師，可以照顧直接升國中。之後，那位女教師，沒有再踢他。這孩子國中畢業後，到工廠當了學徒工。二女兒讀完高中，也到工廠當了工人。
調到師專以後，我雖然可以不坐班，但教學與教改和科研的任務很重，加之教法課的教學，需要進行單個教練，真是比在中學還忙。那時，已經能搞“第二職業”。大學教師不坐班，可以到社會或其他單位去多掙些錢。我沒有那樣做。心眼兒死，連上國中的老兒子的學習，都顧不得。這孩子雖聰明，但很貪玩兒，國中畢業只差10分沒進重點高中。他參加了一個職業高中的招生報告會，聽一位服裝教師講的很生動，說與法國相比，中國需要很多服裝設計師，這個專業前景多麼好。他決定去學這個專業。我覺得這孩子沒有他大姐那樣的美術特長，不宜搞服裝設計。他學了一陣子就不感興趣了。第二年，該校辦了音樂班。我根據他小時候，不會說話就能跟哥哥姐姐一起唱歌，唱的還挺準，給他改學音樂了。畢業後，他考上了東北師大音樂學院。
總之，對自己的四個孩子，我沒有盡到作父親的義務和責任。他們的學習，都順其自然了。假如我能公私兼顧，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就可以幫助妻子搞家務，照顧和輔導孩子；大學教師可以不坐班，如果我的工作不去創一流，也能有很多精力培養自己的孩子。若是那樣，自己孩子的處境可能會好些。我也不會落埋怨。因此，對自己的妻子和兒女，我願衷心地說上一萬個對不起！有人說：“你對學生投那麼多精力不值得，給你養老送終的，還得靠兒女。”我實在是沒有想過值得不值得。培養學生，是我對國家和人民應盡的義務。學生走上工作崗位以後，能盡心盡力爲人民服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這就是我們那一代人的赤誠，只有一個心眼兒，一心爲公，忘我奉獻。儘管子女還不很理解，但我不後悔！流血犧牲的革命前輩，打出來個社會主義的江山。我們爲建設社會主義多流點兒汗，又算得了什麼，比起搞原子彈和戍邊的奉獻者，還差得遠。爲了社會主義，很值得！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前，人們的思想道德在滑坡。經濟發展了，條件好了，掙錢多了，有些人的事業心、責任心和進取心反而弱化了。這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很不利的。在提高物質生活的同時，怎樣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這是值得我們的後代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