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過荒誕的小說，但是我不認爲自己是一個荒誕派作家，因爲我也寫下了不荒誕的小說。荒誕的敘述在我們的文學裏源遠流長，已經是最爲重要的敘述品質之一了。從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傳統來看，荒誕的敘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異，比如貝克特和尤奈斯庫的作品，他們的荒誕十分抽象，這和當時的西方各路思潮風起雲涌有關，他們的荒誕是貴族式的思考，是飽暖思荒誕。
卡夫卡的荒誕是飢餓式的，是窮人的荒誕，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緊密相關，卡夫卡時代的布拉格充滿了社會的荒誕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個朋友去參加布拉格的文學節，回來後向我講述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文
學節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個小偷是大模大樣走進辦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當着文學節工作人員的面，逐個拉開抽屜尋找什麼，然後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時候，文學節主席回來後找不到手提包，問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說是一個長得什麼樣的人拿走的，以爲是他派來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手提包裏是關於文學節的全部材料，這位主席很焦急，雖然錢包在身上，可是這些材料對他很重要。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小偷回來了，生氣地指責文學節主席，爲什麼手提包裏面沒有錢。文學節主席看到小偷雙手空空，問他手提包呢?小偷說扔掉了。文學節主席和幾個外國作家詩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幾個警察正坐在樓上打牌，文學節主席用捷克語與警察說了一通話，然後告訴那幾位外國作家詩人，說是警察要打完牌纔下來處理。他們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個警察很不情願地走下樓，先是給小偷做了筆錄，做完筆錄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後給文學節主席做筆錄，再給幾位外國作家詩人做筆錄，他們是證人。這時候問題出來了，幾位外國作家詩人不會說捷克語，需要找專門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說他可以當翻譯，將這幾位證人的話從英語翻譯成捷克語，警察說不行，因爲文學節主席和這幾位外國作家詩人認識，要找一個不認識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打了幾個電話，終於找到一個翻譯，等翻譯趕到，把所有證人的筆錄做完後天快亮了，文學節主席帶着這幾位外國作家詩人離開警察局時，苦笑地說那個小偷正在做美夢呢。我的朋友講完後說：“所以那個地方會出卡夫卡。”
還有馬爾克斯的荒誕，那是拉美政治動盪和生活離奇的見證，今天那裏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譯者修安琪向我講述了現在巴西的種種現實。她說自己去一個朋友家，距離自己家只有一百米，如果天黑後，她要叫一輛出租車把自己送回去，否則就會遇到搶劫。她說平時口袋裏都要放上救命錢，遇到搶劫時遞給劫匪。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飯後在家門口的小路上散步，天還沒黑，所以沒帶上救命錢，結果幾個劫匪用槍頂着他的腦門，讓他交錢出來，他說沒帶錢，一個劫匪就用槍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聾了。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賽期回到巴西，開着他的跑車兜風，手機響了，是巴西一個有上億人收聽的足球廣播的主持人打來的，主持人要問卡洛斯幾個問題，卡洛斯說讓他先把車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車準備回答問題時，一把槍頂住他的腦門了，他急忙對主持人說先讓他把錢付了再回答問題。差不多有幾千萬人聽到了這個直播，可是沒有人覺得奇怪。
美國的黑色幽默也是荒誕，是海勒他們那個時代的見證。我要說的是，荒誕的敘述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那裏表達出來時，是完全不同的。用卡夫卡式的荒誕去要求貝克特是不合理的，同樣用貝克特式的荒誕去要求馬爾克斯也是不合理的。這裏浮現出來了一個重要的閱讀問題，就是用先入爲主的方式去閱讀文學作品是錯誤的，偉大的閱讀應該是後發制人，那就是懷着一顆空白之心去閱讀，在閱讀的過程裏內心迅速地豐富飽滿起來。因爲文學從來都是未完成的，荒誕的敘述品質也是未完成的，過去的作家已經寫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誕作品，今後的作家還會寫下與前者不同的林林總總的荒誕作品。文學的敘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樣，需要不斷造出新鮮的血液，才能讓生命不斷前行，假如文學的各類敘述品質已經完成了固定了，那麼文學的白血病時代也就來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