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於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其中第二條將刑法第168條修改爲：“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兩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本條與原刑法第168條相比有以下四點不同：一是將該罪的犯罪主體從“國有公司、企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擴大爲“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二是將“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虧損”修改爲“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或者“使國有事業單位遭受嚴重損失”，使條文含義更加明確，既包括直接經濟損失，也包括間接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損失；
三是將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追究刑事責任的除徇私舞弊行爲以外，還增加了“嚴重不負責或者濫用職權的行爲”，這樣規定更有利於懲治犯罪；
四是提高了法定刑，增加“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而且明確規定徇私舞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或者使國有事業單位遭受嚴重損失的，從重處罰。
目前有關刑法修正案關於對刑法第168條修改的法律效力問題在法律和司法解釋中尚無明確規定，因此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二條對刑法第168條的修改，在司法實踐中引出了一系列問題：一是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後至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前的這類行爲，應如何處理。二是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在1997年10月1日以後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前立案，但在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後處理的這類犯罪行爲，應如何處理。三是對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但至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後尚未處理的這類犯罪行爲，應如何處理。
對前兩種情形，目前的認識大致一致。首先，對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後至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以前的這類行爲，由於這類行爲刑法沒有將其規定爲犯罪，因此儘管刑法修正案將其又重新規定爲犯罪，但按照刑法第12條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應使用刑法修正案以前的刑法，不以犯罪處理。
第二，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在1997年10月1日以後至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前立案，但在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後處理的這類犯罪行爲，因爲立案偵查需要依法進行，應以法律規定爲依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爲罪，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則不應以犯罪論處。同時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此類行爲在修正案實施以後亦不應以犯罪論處。
但是對發生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至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以後尚未處理的這類犯罪行爲，則存在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爲，由於刑法沒有將其規定爲犯罪，因此管理沒有處理，但應與在1997年10月1日刑法實施以後至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的這個期間內已經處理的這類犯罪行爲一樣，不再按犯罪處理。只有這樣，與已經不按犯罪處理的那些案件相比，才公正、合理，否則有失公正、合理性。另一種觀點認爲，儘管刑法沒有將其規定爲犯罪，但由於1979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都將其規定爲犯罪，因此，儘管沒有處理，但仍應根據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依法處理。筆者認爲，第一種觀點缺少法律依據，與刑法第12條的規定不相符合。因爲刑法第12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實施以前的行爲，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爲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
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爲是犯罪，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爲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刑法第12條所規定的所謂“當時的法律”，顯然是指犯罪行爲時的法律。既然當時的法律和現在的法律均認爲這種行爲是犯罪，且又沒有處理，當然應該按照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依法追究。如何認識與評價刑法沒有將這部分犯罪行爲規定爲犯罪？筆者認爲，刑法沒有將這部分犯罪行爲規定爲犯罪，不是認爲這部分的犯罪行爲不再具有刑事可罰性而有意將其從1979年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排除出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只是由於立法的疏漏。也正因如此，刑法修正案才又對刑法予以修正，重新將其規定爲犯罪行爲。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對這些犯罪行爲依法予以偵查，正是還其本來應有的結果。據此，由於本案符合第二點的有關情形，故王某的行爲不構成犯罪，不應以犯罪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