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顯示，自1980年以來，中國有1200多位企業家自殺。成功人士的心理健康主要受到五大心理問題的困擾，包括焦慮、孤獨、抑鬱、多疑偏執、困惑迷惘。這幾大問題就如“心魔”，即使單個兒出現已足以堪憂，如果一併出現必然導致嚴重的心理障礙，乃至人格分裂。在中國歷史上，因這幾大“心魔”作怪而成爲暴君的不乏其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最爲典型，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成功人士遭遇的困擾與壓力，也讓人們獲得啓發與教訓。
朱元璋的焦慮與多疑
朱元璋自開創大明王朝後，就飽受兩種焦慮的煎熬：一是成就焦慮，一是皇位焦慮。作爲前者，朱元璋自視甚高，立志建立一個空前公平和諧的社會，以求功蓋始皇，業比堯舜；作爲後者，朱元璋雖貴爲帝王，卻總是憂心忡忡，生怕臣子生異心，奪取他的江山。
朱元璋登位以來，一直致力於吏制和道德重建。至洪武十年，朱元璋一直試圖以“仁政”來達此目的。但在吏制上，特別是清除貪官污吏上，朱元璋屢受挫折。由此他不再相信儒家的仁政學說，處理政事越來越隨心所欲，不講道理。此外，朱元璋的夢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將20多個孩子分封到全國各地，並具兵權。但他十分擔心開國功臣們會篡奪自己的江山，對他們欲盡除之而後快。由於這兩種焦慮，朱元璋不斷產生無名煩惱與恐懼，身心健康備受困擾。史書記載，朱元璋時常夜不成眠，披衣觀天象，憂心天下四方的局勢變化。久而久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決策上日顯強迫性懷疑妄想，並剛愎自用。
例如，浙江府學林元亮爲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
之語；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之語，朱元璋竟認爲“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禿僧，“作則”是喻自己做賊，下令將兩人處死。朱元璋對臣子的猜忌也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還如，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情報機關，使特務遍佈全國，監視大臣們生活細節，以便隨時肅清他想剷除的臣子。朱元璋還開創了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平民，均可被笞！他還借大規模屠殺建立威信和消滅敵手。這本質上都是焦慮在作怪！
朱元璋的孤獨與恐懼
朱元璋熱衷於屠殺臣民，這是減輕他心理壓力的一種病態做法。這一做法給明朝的官制帶來許多前所未聞的怪事，如帶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場等，使得大小官員都生活在高度恐懼中。這使朱元璋迅速變成一個極爲孤獨的人，無人敢向他直言，身邊親人亦然。
洪武二十六年，太子朱標故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不堪忍受其父濫殺無辜而抑鬱致死。
到最後，無論滿朝文武，還是妻妾子女，都有可能成爲朱元璋的假想敵！他成爲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元璋的抑鬱
朱元璋晚年身爲帝王，號令天下，不可一世。但他並不幸福，其情緒狀態一直是鬱鬱寡歡。因爲他自知是一個暴君，做出了一系列寡恩殘忍的事情！爲求心理平衡，朱元璋對仁政有着本能的牴觸，對整人也有着極端的樂趣。
史學界一貫聲討朱元璋以極端粗暴的手法對待臣子，但絕少琢磨過朱元璋爲什麼會這樣做。他的根本原因在於無法控制積壓已久的焦慮和抑鬱。由此，朱元璋的個人悲劇在於：他越是有成就，就越感自卑；而越感自卑，也就越要殺人。如此惡性循環，其晚年何以幸福！
由於這些“心魔”的作用，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後出現了人格分裂（指一個人的穩定心理特徵出現結構性變化），給人感覺判若兩人，突出表現爲由仁君變成了暴君。史書記載，朱元璋在55歲前一直是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
朱元璋的人格悲劇在於：他一生都在消滅對手，但他真正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可以打敗所有人，卻無法戰勝自己。朱元璋不能很好地緩解工作中的種種焦慮，對自己和他人要求都太苛刻了。
“朱元璋綜合徵”對於成功人士的啓發
類似朱元璋的表現可以稱爲“朱元璋綜合徵”，它泛指一個成功的人面對重重工作壓力，不善調整心態，越是成功就越自卑，越有能力就越刻薄。
成功意味着更大的焦慮。對此，人們要學會化壓力爲動力，不要過分擔心個人的能力不足，而是要學會與他人分攤壓力，以充分“發動羣衆，依靠羣衆，”利用羣衆的智慧化解個人的焦慮。
成功還意味着更大的競爭。對此，人們要學會變危機爲生機，不要把競爭對手視爲自己事業發展的障礙，而是要學會用其之長，避其之短，終而掌握化敵爲友、“與狼共舞”的藝術。
朱元璋的教訓在於：他在兩手空空，沿街化緣時尚有幾分自信，卻在掃平天下，一朝爲皇時日感自卑———成功者不當自卑，自卑者不會成功。朱元璋的教訓還在於：他在開創天下時甚善蒐羅人才，化敵爲友，卻在建立江山後猜疑成性，殺人成癮———成功者不該孤獨，孤獨者難成大事。
歸根到底一句話：成功者要善解壓力，不善解壓力的成功者必不長久。▲
朱元璋是“越成功越自卑，越有能力越刻薄”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