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觀後感悟1
西安事變的硝煙早已散盡，這段歷史離我們也越來越遠。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巨大，我們不能忘記。若沒有這次事變，國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後多少年。若沒有這次事變，還會發生什麼……
《西安事變》。總的來說，該劇依然秉承幾十年來大陸主流觀念對“西安事變”的評價，即認爲該事件促成了國共合作全國抗日，“豐功偉績，永載史冊。”不過，該劇不像以前的一些有關影視劇那樣把蔣介石醜化成不堪入目的“賣國賊”，也不再把“西安事變”完全歸結爲張學良受共產黨“抗日主張”的“感召”，這使它減少了一些與歷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該劇仍然有意無意地隱去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比如共產國際在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轉變中的關鍵作用，張學良、楊虎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決策最初是出自於一些長期隱藏在其軍隊中的黨員和一些被稱爲“託派”的“左派反對派”，等等。因此，作爲一部“歷史劇”，它帶給觀衆的“歷史認識”仍然不免膚淺和偏頗。
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華北相繼淪陷，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後勝利會師。當時的形勢是國難當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成爲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蔣介石倒行逆施，頑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不變，仍然調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繼續“進剿”陝北延安的紅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漸渺茫，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逼蔣抗日的兵諫“西安事變”。
以“大歷史”觀來看在“西安事變”歷史舞臺上表演的各方，其“歷史邏輯”也清晰可見：蔣介石有着使中國真正統一的“雄偉抱負”，其在日強中弱的現實下是否真有“攘外”的決心暫且不說，但先“安內”以解除後顧之憂的策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點兒審時度勢的眼光;高舉“抗日”大旗自然是出於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首先還是爲了自身的生存，只不過其巧妙地將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國家大義”的口號之中;張學良，有“大少爺”的狂傲自大脾氣，懷着殺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恥辱和想開創自己的“新局面”的衝動自然強烈，蔣介石想單純以“親如父子”的感情駕馭他顯然是過於自信了。由此可以說，當年國、共、張三方在“西安事變”舞臺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他們從各自思想理念出發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也包含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歷史”操縱的結果。
在劇中，胡軍扮演的張學良英氣、帥氣、剛毅、果斷、霸氣，些許匪氣，豪爽偉岸，盡顯男子漢的陽剛之氣，又不失兒女情長，想象當年的張學良似乎就應當是這樣。楊虎城老謀深算，沉穩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蔣介石兩面三刀、陰險狡詐。宋子文眼界開闊與大氣沉穩，宋美玲外交風範與個人魅力，趙四小姐純情溫柔與堅貞不渝，陳誠聰明俊拔與唯命是從，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政治是無情的。”的確，張學良、蔣介石金蘭之交，座上賓、階下囚轉瞬間，令人嘆息和扼腕。張學良和楊虎城當時的悲壯和後來的命運又使人傷感，但我總以爲，我們通過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客觀研究，以史鑑今，從而對現在和將來的社會發展方向有所思索，這卻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變觀後感悟2站在後人的角度回望，我想張少帥在當時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選擇，都比下半生囚禁在荒涼之地的結局要好，因爲出於對這段歷史的着迷在大學期間近代史的一篇論文裏面我還特地的寫了西安事變這事。
儘管從大家有英雄主義、陰謀論、利益論等各種角度出發來探討少帥的背景、實力、和利益關係、勢必抗日的決心等等，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少帥是個英雄人物，他給了東北人民一個交代，給了國家一個交代，也給了自己的兄弟一個交代。
我想也許是我的視角不夠全面，纔會有對少帥和他背後的集體那樣的崇拜，他還是太年輕了，在後人看來也許還有更加好的辦法即可積極抗日又不至於賠上自己的半輩子，可是少帥就是這樣逼着蔣先生再次直面日軍。
也有人會說“誰風流誰狂”又怎麼來的，如果不是他前期如此糊塗也不至於後來的節節敗退？這些歷史我沒考究，要批判或否定一個人一件事的總是有理由的。而我無比崇拜少帥很大原因在於他在重要的關頭挺身而出，這就足夠了。此生必定要去西安，必去瞻仰少帥！
西安事變觀後感悟3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張楊兩將軍發動事變是爲了逼蔣抗日。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建議：“根據我兩年來的觀察，蔣可能抗日，他錯在先安內後攘外，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裏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當張楊起事時明確表示：“捉了(蔣)之後，只要他答應抗戰，我們還擁護他作領袖。”但是東北軍、十七路軍內部對如何處置蔣介石議論紛紛，統一內部思想是一個艱鉅的任務。
中共中央堅持和平解決。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連召開會議研究。在統一思想後，派周恩來等領導人前往西安談判，一直堅持和平解決爭端。
西安事變也教訓了蔣介石。成爲階下囚的蔣介石看到如內戰再起，他難免不死於南京的狂轟濫炸，因而於17日下令何應欽停止對西安的討伐。事變的成功發動使他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並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他離開西安後，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將軍，陳兵潼關，但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爲後盾進行政治分化。顧祝同進入西安後，未動兵刃，蔣介石又速派張衝趕赴西安，參加和周恩來的談判。隨後，蔣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廬山，最後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於於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爲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爲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