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樊錦詩事蹟個人心得體會 特選篇1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來了一位武漢大學博士，很有研究才能。爲了工作，他和妻子長期分居兩地，孩子寄養在外婆家。幾年後，考慮到更好照顧家庭，他萌生了離開敦煌的念頭，卻始終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經歷過相似糾結的“敦煌女兒”樊錦詩把一切看在眼裏。樊錦詩曾多次想離開敦煌，但爲了保護莫高窟，最終紮根大漠五十餘載。
樊錦詩察覺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裏提要求，就主動找到他說：“對你而言，有一處住房很重要，我就把蘭州的房子處理給你。”然而當時已沒有福利分房政策，蘭州房價也漲了，博士還是有壓力。
“留下一個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後決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價把房子賣給他，爲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錦詩說，對每個職工而言，有什麼能比一家人安居樂業更重要?而對敦煌研究院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個放棄優渥生活來莫高窟的人，都懷有可貴的信念，都戰勝了世俗意義上的誘惑和慾望。對剛來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人，樊錦詩直言不諱：“年輕人有三條道可走，一條是黃道，一條是白道，還有一條是黑道。黃道是做官，白道是發財，黑道就是做學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這些年輕人留了下來，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錦詩年輕時內向沉默，上臺說不出話，照相靠邊站。但她現在說話直來直去，大膽與人爭論，着急時會跟人爭執，有人說她嚴厲、不近人情，但樊錦詩無所謂，盡心盡力解決問題才重要。
“我有責任爲敦煌事業的發展留住人才。”樊錦詩說，“如果有朝一日我離開敦煌，大夥兒能說，‘這老太婆還爲敦煌做了點實事’，我就滿足了。”
學習樊錦詩事蹟個人心得體會 特選篇2
六年前，當時的敦煌研究院院長邀請譚盾去敦煌，她開玩笑地對譚盾說：你是音樂家，有名的音樂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樂來表達一下?
譚盾一入敦煌，即被這傳承千年的藝術吸引打動，扎進洞窟六個小時纔出來。
六年後，譚盾終於完成《敦煌·慈悲頌》。在2019年的國內巡演中，他特意將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開始前，他把樊錦詩請上舞臺，向現場觀衆介紹這段緣起，並恭敬地將總譜獻給樊錦詩。樊錦詩也在敦煌研究院負責人陪同下，回贈壁畫臨摹作品以示感謝。
敦煌的演出讓樊錦詩非常激動，她說：“敦煌的故事那麼多，最後他歸納出來，叫做《敦煌·慈悲頌》。我的理解，他已經通過音樂把大家連接在一起，所以我聽了深受感動。”
幾天後，巡演到上海，樊錦詩又千里追蹤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頌》，並再次登臺感謝譚盾和所有藝術家，她與譚盾的現場互動，讓觀衆非常感動。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樊錦詩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她紮根大漠50餘年，潛心石窟，爲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作出重大貢獻。她邀請譚盾創作音樂版的敦煌壁畫，更讓這份中華文明瑰寶踏上音樂的絲綢之路，更好地傳播到世界各地。
學習樊錦詩事蹟個人心得體會 特選篇3
敦煌莫高窟的傳承永不停息
賈正：從“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到“藝術導師”段文傑，再到“敦煌女兒”樊錦詩，可以說，敦煌研究院75年發展背後，凝聚着你們三代掌門人的心血。因爲你們，纔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敦煌。
樊錦詩：常書鴻先生是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所長。他克服人員和資金短缺困難，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白手起家，一手抓保護，一手抓藝術。對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阻擋了人爲破壞和偷盜，使莫高窟得到初步保護。常書鴻先生所做的各種努力爲後來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項工作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段文傑先生是上個20世紀80年代初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爲敦煌研究院，段先生爲第一任院長。他在任內大力引進各方面專業人才，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和引進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技術和經驗，創辦了國內最早的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研究》，並帶領全院努力奮鬥，把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各項事業提升到了新高度。
我是1998年60歲時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長任命的。我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離開管理崗位，這期間主要分爲三個階段。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個階段。初到管理崗位也沒有什麼想法，就是繼續做常書鴻先生以前做過的保護管理工作，以前輩爲榜樣，儘自己之力將工作開展起來。第二階段是1984年到1997年。在這個階段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在段文傑先生的帶領下邁入了國際合作、科學保護、研究創新、弘揚創新的新階段，爲敦煌研究院的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第三個階段是1998年到2014年。這個階段是我國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期，一方面國家加大了對莫高窟的保護力度，國際上也對莫高窟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另一方面，隨着經濟和旅遊的快速發展，遊客數量逐年攀升，社會對莫高窟提出了各種想法和要求，給保護管理帶來了很大挑戰和壓力。我與制定了《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和文物數字化保護的標準體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數字檔案。在中央和甘肅省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建設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開創了“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洞”的旅遊開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滿足了遊客需要。
賈正：相信敦煌莫高窟保護與傳承的接力棒還將一代一代傳下去。這些年來，您除了傾注心血守護敦煌之外，也在培養年輕人，打造優秀的人才隊伍。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傳承。
樊錦詩：這些年我越來越認識到，技術固然重要，先進的理念和管理更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人，再好的技術和再好的管理總要靠人來掌握。我們必須培養好自己的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沒有人才就什麼都沒有。敦煌地處邊遠，離蘭州還有1100公里，過去很多人都不願意來。這裏確實有非常珍貴的遺產，雖然工作很好，但是離家太遠，條件也太差。70年來，我前面的兩任院長，包括我自己，因爲人才難求，都是想辦法自己培養人才。簡單來說就是用感情留人、事業留人、待遇留人。
我們老一輩對敦煌非常熱愛，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們也對願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熱情、非常愛護，同時也爲這些年輕人提供充分發揮才能的舞臺，讓他們來做課題。我們不給他們指派任務，他們自己做着有興趣了也就不走了。還有就是待遇，尤其是年輕人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們在住房、津貼等方面都盡力給年輕人創造了條件，現在有不少年輕人願意留在這裏。同時，我們還積極培養人才，鼓勵繼續學習甚至創造條件送出國深造，學費由研究院付。我們用這樣的辦法培養了不少人才。
但人才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敦煌學迅速發展的需求來說遠遠不夠，必須另闢蹊徑引入外來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請了30多位國內外兼職研究員，參與研究院的決策諮詢，承擔重大研究項目，承接重大事務等，外來人才很可能會自願成爲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擁有人才就意味着擁有競爭力。天下事，一個是人的事，一個是錢的事，但說到底人比錢重要。
賈正：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讓我和《龍》雜誌的讀者瞭解了更多您和敦煌的故事。近些年，“敦煌女兒”一生紮根敦煌，守護敦煌的故事被越來越多的人知曉，也感動了無數人。回首半個多世紀，您如何評價自己當初做出的留在敦煌的決定?
樊錦詩：我覺得世界上有永恆，那就是一種精神。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就是堅決不當亡國奴，齊心協力讓中華民族堅強地屹立在東方，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國家要發展,就得靠這種精神。這麼多人來到敦煌，守護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經、佛像照面，他們的精神來自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熱愛和對這份事業的執着追求。莫高窟是一片淨士，是不可複製的人類遺產。在這裏工作的人肩負文化的使命，要有很高的修養，要以守一不移的心態應對外界的誘惑。守護敦煌就是從無明和煩惱中走向智慧和覺悟的人生追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開拓、探索。這不是幾代人、幾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斷地爲它付出，不斷地努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莫高窟全面邁入嶄新階段，新時代向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個艱鉅的、複雜的、帶有挑戰性的、永遠的事業。我非常幸運能把一生奉獻給敦煌莫高窟，爲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人類最偉大的文化遺產服務。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敦煌，選擇莫高窟。
學習樊錦詩事蹟個人心得體會 特選篇4
樊錦詩，一位紮根戈壁大漠深處敦煌莫高窟半個多世紀的文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敦煌，奉獻給了我國文化、文物保護事業，被人們親切尊稱爲“敦煌女兒”。
上世紀60年代初，樊錦詩在北京大學考古系學習，曾在敦煌實習，面對那裏艱苦的生活條件，也曾經讓她動搖過，“我不想再回來了”，但是，畢業後她還是選擇了敦煌莫高窟，是命運的安排，還是與敦煌難捨難離的情緣?
當生活與工作面臨抉擇時，她也曾猶豫，也曾彷徨。剛結婚，她和丈夫就面臨兩地分居，一個在武漢，一個在大西北，北京大學的老師答應她，3年後就把她調到武漢大學，可是3年又3年，她們夫妻始終沒有團圓。她的兩個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沒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時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裏，每天她回來，聽到孩子哇哇大哭，她這才放心，要是聽不到孩子的哭聲，她就提心吊膽。
幾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讓樊錦詩深深地愛上了這片沙漠，愛上了敦煌。她對丈夫說，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來吧!分居近二十載的家庭終在大西北團聚。她經歷了新中國成立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全過程，她的工作就是爲了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管理服務的。
2003年，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數字化，樊錦詩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數字化，讓遊客在洞外看?經過10年的探索與堅持，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體球幕《夢幻佛宮》兩部電影。
學習樊錦詩事蹟個人心得體會 特選篇5
樊錦詩中學時就愛逛博物館。1958年填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時，她以爲自己以後成天“挖寶貝”。不想此後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護人。
在莫高窟9層樓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裏，有一個不大的房間。土炕，土桌子，還有一個土“沙發”，這是樊錦詩曾經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麼也掃不完，老鼠竄上牀頭是常事;一直與遠在武漢大學工作的丈夫相隔兩地，孩子出生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離開的機會，樊錦詩最終留在了敦煌。
“對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覺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獨有的、多麼了不起的東西!”樊錦詩說。
是吸引，更是責任。這座千年石窟曾歷經磨難，成爲“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常書鴻、段文傑等前輩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爲保護敦煌傾盡一生心血。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前所未有地重視莫高窟的保護。“文物命運是隨着國家命運的。沒有國家的發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護的各項事業，我們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錦詩說，“只要莫高窟存在，我們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從“一張白紙”到“極具意義”
“讓保護和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評爲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是申遺的主要負責人。梳歷史、理保護、講開放，在填寫大量申遺材料的過程中，她看到了更爲深廣的世界。
“文物保護的國際憲章和公約原來沒聽過，保護涉及法律和管理從前不知道，怎麼處理保護與旅遊開放的關係也不清楚。這給我莫大的刺激。”樊錦詩說，在全面瞭解世界文化遺產體系後，她更深入地認識到了莫高窟的價值。
“世界文化遺產的6項標準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護好莫高窟，讓保護和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她說。
一幅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巨大圖景，在樊錦詩心裏悄然鋪開。莫高窟歷經千年，壁畫彩塑已殘損破敗。如何讓這一人類遺產“永生”?做過文物檔案的她想到了用數字的方式。
上世紀80年代，敦煌研究院開始嘗試文物數字化。就是將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終形成能夠“永久保存”的數字洞窟。這些數字資源還可以被“永續利用”，成爲出版、展覽、旅遊等的資源。
說時容易做時難。形制改變、顏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個個問題擺在眼前。與國內外機構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錦詩說，從提出設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數字檔案，他們花了整整20年。
這些數字資源顯示了價值。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運，數字球幕電影讓遊客領略了石窟風采，也緩解了保護的壓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還在立法保護文物、制定《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探索、總結了經驗、推廣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與旅遊開放創新模式，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範”。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寶藏”
“這是我們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來，一批批學者、文物工作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國慶前夕，樊錦詩爲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頒發獎章。她那一頭白髮，寫照着歲月的流逝，見證着一代代傳承。
建院70週年之際，樊錦詩在總結前輩創業歷程後，總結出了“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們明明可以擁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環境，偏偏歷經千辛萬苦留在敦煌，他們就是精神符號。東西壞了還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沒有了。這是我們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樊錦詩說。
如今，莫高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大城市比還有不小差距，卻仍有年輕人不斷踏着前輩的足跡來到敦煌，甘願奉獻。他們說，“莫高精神”已經成爲文物以外的“第二寶藏”。
“幹了一輩子，總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兒”樊錦詩充滿感情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