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着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
國富論讀後感
忙裏偷閒拜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覺得很受啓發，它給我帶來了深刻的感受，並明白了什麼樣的書才能稱得上劃時代的鉅作，什麼樣的人才配得上“經濟學始祖”的稱號。《國富論》的首次出版標誌着經濟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並延續至今。
亞當斯密於1768年開始着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共分爲五篇，總計三十二個章節，分別討論了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並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後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書中，斯密首先闡述了他的勞動價值論。他認爲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節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的物品。而勞動的生產率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是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麪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
緊接着又論述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爲分工有以下的好處：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勞動置換的時間減少;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當論及分工產生的原因時，斯密認爲勞動或者說職業的差異並不是分工產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帶來的結果。分工起因於交換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爲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製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
至於交換產生的原因，斯密認爲，主要源於人們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換取別人的，對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換，那麼就必須有交換的媒介。這時斯密介紹了各種交換媒介，如牲畜、貝殼、菸草、鞣皮等，當然還有貴金屬。那麼這些媒介與交換物之間的交換價值比例是如何確定的呢?斯密把這個問題分成三點進行闡述：第一，什麼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即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麼;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麼;第三，什麼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認爲，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爲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爲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爲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裏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亞當·斯密認爲，每一個人行爲的動機，主要是在於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爲的推動力。他還認爲利己心這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
在《國富論》中，有讀者爲其內容分爲七個方面，值得一讀。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亞當·斯密認爲，每一個人行爲的動機，主要是在於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爲的推動力。他還認爲利己心這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分工的發展以及勞動劃分爲越來越精細的專業化作業，這是正在出現的工廠制度的主要結果。有了分工，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4.反對殖民地政策。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所以對於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表示反對。在他看來，對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
5.主張“自由放任”。亞當·斯密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另外，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並極力倡導自由貿易。
6.政府的主要職責。亞當·斯密對於政府的職責規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爲，政府的主要任務在於對外抵禦敵國，對內執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創建並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是我們現在稱之爲“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
7.教育的重要。亞當·斯密認爲教育社會底層民衆，國家雖得不到什麼直接的好處，但總比讓民衆無知識，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輿論，因此，公衆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斷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對於教育的推動，實不可稍有疏忽和閃失。
我認爲，亞當斯密在書中也表達着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勞動中，要確定兩個不同的勞動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難。兩種不同工作所費去的時間，往往不是決定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們的不同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須加以考慮。一個鐘頭的困難工作，比一個鐘頭的容易工作，也許包含有更多勞動量;需要十年學習的工作做一小時，比普通業務做一月所含勞動量也可能較多。但是，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的準確尺度不容易找到。誠然，在交換不同勞動的不同生產物時，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上述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進行這種交換時，不是按任何準確尺度來作調整，而是通過市場上議價來作大體上兩不相虧的調整。這雖不很準確，但對日常買賣也就夠了。
通過這麼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國富論》中的不少論點跟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極爲相似。不僅是這些，《資本論》中的很多其他的觀點也可以在《國富論》中追根溯源。
亞當斯密淵博的知識和對事物細緻入微的觀察絕對能讓任何人折服。它涉及到勞動價值理論、分工理論、貨幣及價格的解釋，以及利潤、工資、地租、資本、稅收、貿易等等的分析。再看書中提到的行業，從英格蘭的製造業、到蘇格蘭的牧業，到印度的種植業，到北美的金銀礦業，還有海上運輸業、造船業、農業、建築業，林林種種。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社會的現象，如政府的法令、貿易的限制、工會、壟斷等等。斯密在闡釋自己的推斷的時候，總會旁徵博引，讓讀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斷從實踐的觀察中來，往往一句話就能點明背後的規律，而又給人留下許多思考的空間。試舉一例，“什麼東西增加了生產食物的土地的產出力，它就不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價值，而且也給許多其他土地的生產物創造了新的需求，從而使其他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這句簡短的話一下子就點出了市場的多個規律。
所以，《國富論》是一本難得的鉅著，細心的拜讀也實在是一種心靈深處的極大享受，也可以說，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它將起着指引的作用。
國富論讀後感
今天說的並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爲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爲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爲，認爲經濟行爲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於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裏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爲，小說第十一回裏描寫了君子國裏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雲‘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於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爲，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裏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爲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爲他的社會裏，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裏包含着一個極爲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爲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爲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爲“小人國”。因爲君子國是最適合於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爲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爲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爲，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於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爲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纔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全書共分爲五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講合作分工優點。斯密舉了個制針工廠的例子，把制針這個職業分成大約18種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專門人才從事。因此，一個10人的小工廠每天能製造48000枚針。如果他們獨立工作，不專門從事一種工序，他們誰都不會每天製造20枚針，也許連一枚都知道不出來。所以，凡是能採用分工的工藝，一經採用分工便能相應地增加勞動生產力。(《國富論》第八頁)
第一篇5章，講的是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爲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於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爲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爲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可以說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情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纔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國富》26頁)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爲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可以將資產劃分爲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爲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製造或購買產品，然後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爲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爲固定資本。(《國富》205頁)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說，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爲可以生產價值，所以稱爲生產性勞動。後者稱爲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僱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國富》242-246頁)
斯密認爲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爲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實話實說，斯密這點可能有問題，但驢又不敢確定)。所以，鄉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爲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裏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爲鄉村的剩餘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餘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爲鄉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通過分工合作，然後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爲，在一個沒有商業與製造業的國家裏，大地主的剩餘產物沒什麼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餘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爲﹒﹒﹒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製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爲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餘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於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國富》297-299頁)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隻“無形的手”引導着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
關於把資本用在哪裏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爲，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爲，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並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並引導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並不十分明顯。
由於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於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麼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國富論讀後感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爲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爲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並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爲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爲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爲，認爲經濟行爲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於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裏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爲，小說第十一回裏描寫了君子國裏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雲‘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於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爲，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裏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爲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爲他的社會裏，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裏包含着一個極爲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爲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爲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爲“小人國”。因爲君子國是最適合於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爲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爲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爲，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於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爲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纔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同學們，讀了以上讀後感是不是深有啓發呢?別忘了記錄下來自己感受哦
國富論讀後感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係，讀後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讚揚過牛頓，後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爲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後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着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願盲目欣賞。但《國富論》裏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並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爲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麼有效可示範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衆所周知，一篇鉅著裏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隻能稱其爲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
今日我們用《博弈聖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爲了維繫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爲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纔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複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複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琅琅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係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於環球之上”。“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爲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爲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爲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係，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後的瘋狂形成鉅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後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聖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爲本的行爲纔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聖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並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爲，達到目的的行爲纔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後感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於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爲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爲“至聖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並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並不瞭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爲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着牛羊羣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爲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爲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爲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爲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爲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爲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爲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爲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爲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爲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麼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後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爲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爲引導向有利於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爲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爲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僞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爲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並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於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後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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