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徵文2000字:我的追夢歲月
我出生1963年12月1日，在飢寒中長大。曾有過無數夢想，想當一名爲國效力的軍人，想當一名爲民解除飢餓的科學家……但最執着的是走出深山面見大海。
一個初春的早晨，我跟爺爺來到辰河邊。太陽露出了彤紅的臉，大地鍍上了一層金輝， 眼前變得水花花的。擡頭遠眺， 堤上的柳枝婆娑飛舞，滔滔辰河向遠方奔去……我觸景生情地問爺爺:“這條河流向哪?”
“等你長大讀了書就會知道。這條河從遙遠的貴州大山裏流來，流入了很遠很遠的洞庭湖。”爺爺提起“洞庭湖”，我不知在哪，離村裏多遠，只是默默地想:遠方的湖是什麼樣兒?
上學了。放學回家，我們那幾個“調皮鬼”總在柳堤上撿幾片葉子，小心地放在河面上，讓它帶着一顆童心進入洞庭湖。有一天，我、春明和龍芳幾個放下書包在河邊追捕一隻上岸的龜，龜被擒後，我拿着龜問春明:“你知道這龜是從哪兒來的嗎?”
“是從大海里爬來的。”
“不對!是從洞庭湖爬來的。”我晃着頭極力爭辯。
“哈!你真傻，洞庭湖的龜都是從大海里爬來的。”
龍芳搶着說:“我嬸見過大海，聽她說大海有很多龜，要是咬了人的手指，響雷時龜才肯鬆口呢!”
龍芳的嬸，聽爺爺說是讀書飛出大山的，村裏人都說她好樣的，是咱山裏的驕傲。
“總有一天我要比他們知道得多。”我不服輸，暗暗地下定決心。我要像龍芳嬸那樣跳出山溝去念大學，去看那神祕莫測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連的大海。正當我心馳神往時，“白卷”風颳了起來，兒時的美夢被浸漬在淚水裏。記得一位年輕老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試卷凶神惡煞地問:“讀書爲了什麼?”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驚嚇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覆追問下，我顫着聲回答:“見——見——大——”。“海”字未曾說出，就捱了老師兩個重重的耳光，八歲的我昏了過去， 記不清當時是怎麼離開辦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記得那老師聲嘶力竭地對我吼道:“資產階級的黑爪牙，滾出去!”一陣狂風旋來，我不知不覺竟被戴上了“只專不紅”的大帽，站在與我年齡極不相稱的“大批判臺”上，哭哭泣泣地接受衆人的揪鬥。
度日如年的三年過去了，太陽從大山的背後爬出來了，山裏的後生尖嚷着:“大學聯考制度恢復了，我們準備準備，考大學去!”其實我的心早已冰涼，對一切事物都沒有了興趣。可是開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績遠遠不及我的龍芳考上了，村人說龍芳家墳山屋場好，代代出讀書人。我不相信這迷信話，卻不敢爭辯，真悔恨自己沒有去考。
理智驅走痛苦後，我也藏在家裏“準備準備”。可生活殘忍得像一條毒蛇死死地咬着我。翌年大學聯考又增考英語了，沒學過英語的我躁得大哭。無聊之際，我啓開小幀裝本，那夢一樣的初心，夢一樣的年華，匯聚在我的視網膜上， “大海”的呼喚震顫着我的靈魂。我輾轉難眠，捫心自問:我怎能被困難嚇倒?
送走可怕的寒冬，貧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兒時河畔擒來的那隻龜在我家的池塘裏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溝裏的人都在責任田地裏大做文章，經濟上的拮据不久便離開了大山。特別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後，一座座鐵塔在山村聳立，一條條烏黑的水泥路通向山裏，一棟棟磚房拔地而起，樓內樓外農民也講究裝修了，傢俱全面更新換代，平板彩電掛上了牆，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機，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時髦了，可與城裏人媲美。
就在那個春天，我參加了“英語速補”學習，也就在那個金秋，我收到了武漢那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我發瘋似地跑到辰河邊，對着辰河情不自禁:“我終於也像龍芳嬸去見大海了。”
帶着追夢離開山村時，村民敲鑼打鼓，放着鞭炮，場面比前兩年龍芳出山時熱鬧得多。
四年彈指一揮，我不僅獲得了大學畢業文憑， 還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了“ 科學養龜” 論文三篇和文學作品多篇， 其中一篇論文獲國家科技成果二等獎， 散文《母親》獲全國大學生徵文競賽一等獎。小車載着我去見了洞庭湖， 最終也見了大海。當我雙腳站在潔淨的沙灘時，心幾乎要跳出來， 我被大海的粗獷、蔚藍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那腥鹹的海風， 勁健的海鷗，寬闊的沙灘， 出現在我眼前。特別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 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走出學校，我成了一名鄉幹部。我勤政務實，不重金盃銀盃，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羣衆好評。我從一般幹部升到副書記、鄉長，再到鄉黨委書記、局黨組書記。51歲時，我享受了副處級幹部待遇。
回首走過的路，讓我深深感到:我與祖國同成長，祖國是我成就夢想的堅實依靠!
我和我的祖國徵文2000字:電話之“變”與“便”
每過兩三天，我總要和住在城裏不習慣、執意要住在鄉下老家的母親用手機視頻一次。雖然我們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親說起話來，我就像在她的身邊一樣。放在幾十年前，這是想也不敢想的。
小的時候，父親是村(那時叫大隊)幹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爲了聯絡方便，村裏的手搖電話機就放在了我家。那時沒有電視，雖說有廣播，可大山裏信號不好，一下雨線路就壞，有時一壞就是幾個月，就算好的時候聲音也聽不太清楚。報紙幾乎沒有，偶爾送些報紙來，新聞早已變成了舊聞。所以，聽到黨中央、國務院的“聲音”的惟一渠道就是這部電話機了，只要它一響，就一定是有相當重要的方針政策要學習傳達。一旦接到這樣的重要通知，村裏的電話員就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隊和其他村幹部手裏。要是村裏有重要或緊急的事情向公社彙報，也要用電話。改革開放、農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裏都是通過電話得到的消息。
當時，這部電話機用的是兩節硫酸電池，電池用久了，打電話時就要狠狠地用勁兒搖，然後必須拖着很長的“喂”音，對方纔聽得見。儘管這樣，村裏的小夥伴也十分羨慕我。有人接、打電話時，小夥伴們就會趴在我家的窗戶上看。有時父親不在家，我也會把小夥伴們帶到家裏來，讓他們圍着電話機看，特別有優越感。
那時公社有個電影放映隊，每過一兩個月，村裏就能輪到放一次電影，這時，放映隊就會通過電話通知。所以，村裏的小孩子們特別希望能經常接到這樣的電話，只要電話機一響，他們就會問是不是放映隊打來的。
後來，我離開了村子去外地上學。村裏有了辦公的地方後，那部電話機就搬走了。聽說，它繼續“服役”了很長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有了撥號電話後，才完成光榮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
參加工作後來到城裏，再沒見過這種電話機。單位裏用的都是撥號、數字按鍵電話機。但這隻有單位的辦公室裏纔有，除了領導外，幾乎沒有人可以自己獨佔一部。那時就算有錢，也不是想安電話就能安的。
慢慢地，有了程控電話後，電話就不再是身份和權力的象徵，如果經濟條件允許，也可以託人裝電話，要**元左右。但大家都感覺這錢花得值，因爲有了電話，印名片時就可以印上，給別人名片時，還特意交代:“那上面有我家電話號碼。”這不僅是一種優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
電話的飛躍發展應該是BP機(傳呼機)、“大哥大”出現之後。BP機出現後，電話就漸漸成了一種大衆消費品。很多人買了BP機後，還會專門配個小皮套，將其小心翼翼地裝進皮套掛在腰間，偶爾聽到電子提示音，還要急匆匆地到處找公用電話回覆。我那時也買了一個BP機掛在腰間，只不過設置了振動提示。有一次開會，正在聚精會神地聽領導講話，突然腰間振動起來，嚇了我一跳，以爲是小老鼠或爬蟲之類的東西鑽進了腰間。晚上和妻子說起這事，她說:“那你就別掛了，等條件好點兒買個‘大哥大’吧，反正傳呼機也不能接打電話。”雖然BP機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覺，它的出現是電話普及化、大衆化時代到來的標誌。
“大哥大”在當時可是有錢和有身份的象徵。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帶到街上，不僅不嫌棄它的笨重，還專門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話大戲”。隨着這些“通話大戲”的增多，手機的知識也在很短的時間內普及了，並將模糊的概念和實物實現了無縫對接，大大縮短了現代電話的宣傳週期，也爲電子產品商節省了大量的廣告費用。隨着“大哥大”的笨重、價格高等缺點的顯現，它像傳呼機一樣，逐漸被一些功率小、輕質美觀的手機替代了。
再看今天的電話功能，多得已經無法用詞語來概括了。過去的電話僅僅有傳遞聲音的單一功能，如今的電話又增加了購物、看書、炒股、看電影、看電視、看視頻等各種以前難以想像的功能，爲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電話變遷的過程，也是我們的偉大祖國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作爲一名中國人，我備感自豪和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