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家財政經濟工業形勢分析三篇

當前國家財政經濟工業形勢分析三篇

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當前國家財政經濟工業形勢分析，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當前財政形勢分析篇一

在疫情之下，原本就財力緊張的地方財政承受的壓力更大。增值稅佔半壁江山，沒有經營行爲，就沒有增值稅，地方財政在原來就緊張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工資、運轉、民生支出都會緊張，更重要的是下面的幾個月，若是納稅人再不復工，恢復正常社會經濟秩序，只會更困難。在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的背景下，中央暫“借”給了地方1100億元，儘管年底依然要“償還”。3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支持基層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是保障羣衆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動政府履職和各項政策實施的基礎條件。會議確定，一是階段性提高地方財政留用比例。3月1日至6月底，在已覈定的各省份當年留用比例基礎上統一提高5個百分點，新增留用約1100億元資金，全部留給縣級使用。二是加快下達轉移支付資金，指導各地優先用於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按時足額支付。有缺口的地區一律要調減其他項目支出。三是進一步壓減一般性支出，除疫情防控需要外，嚴控新的增支政策。近年來經濟下行疊加減稅降費，財政收支矛盾持續凸顯，地主家也沒餘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哭爹喊娘甚至發不出公務員和教師工資已不稀奇，“保工資、保民生、保運轉”再度成爲重要內容。

財政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卻起至關重要的作用，若有財政危機，社會危機亦不遠。改革、發展、穩定均離不開財政，甚至財政行爲就是改革、發展和穩定。第一，改革要付出艱難代價，調整體制機制、和平安置觸動的利益羣體，需要財政贖買。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係，更是直接關係到利益分配和各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第二，中國仍處發展中階段，城鎮化的進程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財政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三，穩定的國際國內大局亦需要強大的國防、外交和公安隊伍，同樣需要財政。

收入持續下行，減稅對經濟增長和稅基擴大的作用不明顯，民生社會福利、三大攻堅戰、高質量發展轉型升級等剛性支出易上難下。與此同時，中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如人口紅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產要素成本攀升、宏觀槓桿率高企、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等導致經濟增速必然下行，難以對衝矛盾。疫情當前，經濟活動在正常春節假期後近乎停擺1個月，財政必然減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卻急劇增加，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級財政累計下達1008.7億元。

財政工作猶如在刀尖上起舞，201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財政的表態從“加力提效”改爲“提質增效”，去掉了“加力”，蛋糕不可能無限制做大，更加側重分好蛋糕;2019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通篇透出“過緊日子”“以收定支”“勤儉節約辦事業”的思想;近日財長劉昆在《求是》的文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提出了“財政政策新內涵”，核心仍是如何過緊日子，並提出“單純靠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行不通，必須向內挖潛，堅持優化結構、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資金的指向性、精準性、有效性，確保財政經濟運行可持續。”

一、當前的財政形勢嚴峻到何程度?

1、財政未完成全年預算任務，財政稅收增速低，稅收增速創半個世紀以來新低。

2019年全國財政收入爲190382億元，預算目標爲192500億元，短收2118億元，完成率爲98.9%，爲近年低點。2019年財政收入增速3.8%，低於預算目標的5%，該增速爲1987年以來的最低增速。

2019年稅收收入爲157992億元，佔財政收入的83%，增速1%，該增速爲1969年以來即半個世紀以來最低增速。新中國歷史上稅收收入負增長的年份有1955、1960、1961、1967和1968年，分別爲-3.6%、-0.5%、-22%、-11%和-2.6%，主要受到大躍進和wg的影響。在此種情景下，2019年非稅收入32390億元，比上年增加5433億元，大幅增長20.2%，主要靠央企國企利潤上繳以及金融反腐罰沒收入增加。其中，中央特定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6100億元，同比增加3600億元，拉高全國非稅收入增幅約13個百分點;罰沒收入3061億元，同比增加402億元，增長15.1%，拉高全國非稅收入增幅約1個百分點。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財政收入增速大部分年份高於GDP名義增速，但2015-2019年連續五年均低於GDP名義增速，主要是經濟下行疊加減稅降費。2019年國內增值稅增長1.3%，增幅比上年回落7.8個百分點，其中，工業企業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收入下降6%，主要受降低增值稅稅率和實施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影響;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下降6.3%，主要受降低進口環節增值稅稅率影響;個人所得稅下降25.1%，主要受提高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和實施6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影響;企業所得稅增長5.6%，增幅比上年回落4.4個百分點，主要受提高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和工業企業利潤下降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國內消費稅12562億元，同比增長18.2%，而消費稅主要是菸草、汽車和油類三大特定商品消費貢獻，2019年菸草行業貢獻工商利稅12056億元，同比增長4.3%，其中上繳財政總額11770億元，同比增長17.7%，創歷史最高水平。

減稅降費理論上可降低經營成本、增加企業利潤擴大投資、增加居民收入帶動消費，但減增值稅並不能直接增加企業利潤，且稅費只是企業面對的綜合成本的一部分。根本的問題是實體經濟的需求並未有實質性改善，外部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經濟下行，內部政策擺動較大，土地人工能源等成本上升，弱化了減稅降費降成本的效果，企業不願意追加投資。需求不行，必然是導致營收、週轉率下降、現金流緊張和資產負債率被動提高，當然也尤其考驗企業的內部管理能力。

居民槓桿率高、還本付息壓力加大，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問題未得到根本性解決，消費意願不強，房價大漲導致貧富分化抑制消費。因此，減稅降費超2萬億卻並未帶動經濟大幅增長。純粹寄希望於減稅降費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做不到的事情。根本上是宏觀的改革開放和微觀主體積極性的提高。

2、區域分化，6省市財政收入負增長

2019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財政收入增幅分別爲3.5%、4.6%、2.8%、-2.1%，中部地區收入增幅相對高一些，東北地區收入下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廣西、河南、浙江、河北等8個省份增長在5%以上;江西、廣東、安徽、四川等17個省份增長在0-5%之間;6個省份同比下降，吉林-10%、重慶-5.8%、寧夏-4.7%、西藏-3.6%、甘肅-2.4%、黑龍江-1.6%。

3、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連續四年下降，但土地出讓和社保收入上升較快，帶動宏觀稅負上升，高於美國近9個百分點

以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國有資本經營和社保收入之和，剔除其中的重疊部分如財政補貼社保部分，作爲政府籌集的收入，2018年的宏觀稅負爲35.2%，較2017年上升1.2個百分點。該水平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水平，但高於美國的26.3%。

從分項看，以稅收收入/GDP衡量的宏觀稅負在2013年見頂，從2013年18.6%下降到2019年的15.9%，相當於2006年的水平，2019年下降1.1個百分點，速度非常快;以財政收入/GDP衡量的宏觀稅負在2015年見頂，從2015年22.1%下降到2019年的19.2%，相當於2008年的水平。但是土地出讓收入和社保收入卻迅速上升，佔GDP的比重在2018年分別爲7.1%和6.8%，較上年提高0.8和1.3個百分點。

4、財政收支差高達4.8萬億，創歷史新高，考慮到專項債後的實際赤字率爲7.1%

2019年財政收入少於預算2118億元，但支出卻高於預算3630億元，增速8.1%，高於預算的6.5%，支出預算執行率爲101.5%。

官方赤字爲2.76萬億，但實際上的收支差爲4.8萬億，中間的差額通過歷史結轉結餘資金、政府性基金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解決。考慮到2.15萬億的專項債，實際赤字率高達7.1%。

5、23個省市財政自給率不足50%，“三保”困難

2019年各省市財政收入/支出低於50%的有23個，主要集中在西部和東北，僅8個省市財政自給率高於50%，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廣東73.1%、浙江70.1%、江蘇70%、天津68.7%、山東60.8%和福建59.9%。

地方政府收支不足主要靠中央對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債券。

6、財政困難係數

中央在給地方轉移支付時會根據地方財政的風險和財力情況，財政部設置了財政困難程度係數。2019年4月23日，財政部公佈了《關於下達2019年中央財政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專項資金預算的通知》，將近700億元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專項資金分配給36個省市，在資金分配表中，列出了36個省市的財政困難係數。

7、地方政府對中央轉移支付和土地出讓收入依賴度高，尤其是西部地區高度依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東部地區公共財政和土地出讓收入佔比高

2018年全國財政收入183352億元，中央財政收入85447億元，佔全國比重46.6%，地方財政收入97905億元，佔比53.4%;但是全國支出220906億元，中央支出32708億元，佔比14.8%，地方支出188198億元，佔比85.2%。爲保證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以及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央掌握較多的財力並向各地轉移支付。轉移支付及稅收返還爲69681億元，佔全國收入的比重爲38%，即轉移支付後，中央、地方實際可支配收入分別爲15766和167586億元，佔全國比重分別爲8.6%和91.4%。

經過這個分配過程後，中央政府的實際可支配收入與支出比爲48.2%，仍有51.8%的支出需要發行國債彌補。但即使有中央的轉移支付，地方可支配收入仍難以滿足地方支出需要，兩者之比爲85.2%，仍有14.8%需要發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彌補。

從2018年決算數據看，獲得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較多的省份有四川(4782億)、河南(4260)、湖南(3745)、雲南(3214)、湖北(3119)、河北(3063)、安徽(3054)、黑龍江(3043)等。

除了一般公共預算外，土地出讓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大塊收入來源。地方綜合財力構成中，東部的公共財政收入、土地出讓收入佔比較高，西部和東北地區依賴中央轉移支付及稅收返還，自身財政能力較弱。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本級公共財政收入、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以及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讓收入爲主)。西部地區經濟較爲落後，公共財政收入佔比偏低，更多依靠中央轉移支付，自身財政能力較弱。

其中西藏、青海、甘肅、廣西公共財政收入佔比分別爲11.2%、15.5%、23.4%和24.9%，中央轉移支付佔比分別爲84.4%、69.5%、65.9%、42%;此外，黑龍江、寧夏、吉林、內蒙古的中央轉移支付佔比均超過50%，分別爲65%、60.3%、54.1%和51.8%。東部地區對中央轉移支付依賴較少，除公共財政收入佔比相對較高外，土地出讓收入佔比較高，如浙江53.4%、山東45%、江蘇44.6%、福建37.8%。

浙江、江蘇和廣東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居全國前列，浙江、湖北和重慶等省市對土地出讓收入依賴度高。2018年全國地方本級政府性基金收入爲71372億元，其中土地出讓收入65096億元，佔比91.2%。從分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看，浙江(8737億元)、江蘇(8223億元)、山東(7579億元)、廣東(5887億元)和河南(3828億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居於前列，前5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佔全國地方本級比重爲52.7%;黑龍江(357億元)、寧夏(137億元)和西藏(89億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最少。從已公佈的21省市2018年土地出讓數據看，浙江(7749億元)、江蘇(7478億元)、廣東(5374億元)和山東(5212億元)依然位居前列。從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度看，浙江、湖北、重慶和四川等省份的財政高度依賴於土地出讓收入，其土地出讓收入與一般公共財政收入的比值分別爲1.17倍、0.96倍、0.94倍和0.88倍。

二、2020年財政形勢如何?

在當前嚴峻的財政經濟形勢下，要統籌穩增長與防控疫情，穩增長、防控疫情的同時還要防範財政風險，這是極度困難的，極度考驗理財能力。疫情防控不僅減少稅收收入，而且增加一大筆支出;防控疫情時的穩增長基建支出、民生支出均不能削減，財政收支兩難。

一旦穩增長，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是否會擴大?如果不擴大，增長髮力空間有限。2018年以來經濟下行與固定資產投資下行有關，其中基建2018年大幅下行，從14.9%下降到1.8%，2019年在擴大專項債的前提下僅略反彈至3.3%，與嚴控隱性債務及金融去槓桿有較大關係。

經濟社會短期有風險，財政短期有困境、長期有風險。何去何從?當前的戰時狀態只能以適度擴大財政風險來降低經濟社會風險，即國債、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均需擴大，突破赤字率3%的約束，赤字和專項債必須達到兩個3萬億，投向智慧城市、人工智能、醫療欠賬等新型基建和人口流入的地區，即財政支出必須爲人服務，基建投資隨人走，尤其要轉向對人的投資。2020的財政組合將是：1)做好收入負增長的準備，但千方百計籌集非稅收入尤其是增加國企利潤上繳，增加消費稅(主要是菸草、油)、資源稅和環保稅;2)赤字率3%-3.5%，赤字必須達到3.2-3.7萬億，相較2019年有0.5-1萬億的赤字增量，疫情屬不可抗力和突發情況，2021年後恢復至3%以內;3)專項債達到3.5萬億，較2019年增加1萬億，政策性金融債給予配套融資支持;4)規範PPP，拓寬融資來源，提高投資效率;5)嚴肅財經紀律，隱性債務顯性化，不能大規模增加隱性債務。特別國債必要性低，若應對減稅降費和疫情缺口，可發國債，若應對穩增長基建，可發專項債。

2020年財政增收極爲困難，財政收入保持在0-2%增速都非常困難。疫情持續至今， 2月份的經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3-4月份陸續復工，如果疫情在4月份得到控制，由於當月經濟活動影響的是下月財政稅收，因此直接影響3-5月的稅收收入尤其是3月份的稅收。3月份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受影響較大，個人所得稅因工資薪金下行同樣受影響，將直接減收約1萬億，若無更大幅度的經濟反彈，稅收收入幾乎是負增長。考慮到非稅收入尤其是國企利潤上繳以及反腐敗力度持續推進，財政收入增速可能保持在零左右，但前提是非稅收入增速要從去年的20%上升到30%。

2020年財政支出預計大概率仍處於8%左右的增速，支出在25.6-26萬億元。能夠壓減的開支主要是一般性支出，2018年爲18374億元，考慮到2019年“中央帶頭嚴格支出管理，2019年除剛性和重點項目外，其他項目支出平均壓減幅度達到10%。要求地方2019年壓減一般性支出5%以上，併力爭達到10%以上。從實際執行情況看，各地壓減幅度都超過了5%，不少達到10%以上。”2020年實際可壓減的空間在1000億元略多，可騰挪的空間不大。

根據上述假設，2020年財政收支的差額將達到6.4-7萬億，假定財政赤字在3%，即赤字在3.2萬億，赤字外的缺口仍高達3.4萬億;假定財政赤字在3.5%，即赤字在3.7萬億，赤字外的缺口仍高達2.8萬億，需要動用歷年結轉結餘資金、政府性基金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調入資金、增加國企利潤上繳、壓減一般開支等方式彌補。

當前經濟形勢分析篇二

1、肺疫對經濟的影響

分析經濟形勢必須先分析肺疫。對肺疫估計有誤，就一定會對經濟形勢估計也有誤。

我也失誤過，主要是對肺疫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沒有想到肺疫在全球傳播範圍如此廣泛，受感染人數如此衆多。但是，有兩點至今不變：A、肺疫對經濟的影響是外在的，暫時性的;B、肺疫是“自限性疾病”，有其發生、發展和終結的規律。根據這兩條作判斷，中國經濟3月見底，世界經濟5月底或6月中也會見底。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2021年都有可能恢復到常態位置。

2、肺疫後可能遇到的困難

疫後，可能會遇到兩個共同的問題：一是供應鏈斷裂;二是訂單銳減。但是這都是暫時的。供應鏈會慢慢修復，訂單也會漸漸多起來。不過，我們要有思想準備，原來的供應鏈關係有可能部分改變。中國這樣的大國，應該着眼建立國內供應鏈關係。要更廣泛的開拓需求市場。

經濟反彈雖然不一定是V型，也一定是類似老師批改作業時的“對”號型。即下降時斜率陡，上升時斜率緩。而且我認爲，中國經濟恢復期可能比世界經濟恢復期更長一點。主要是全球疫情比中國疫情滯後了兩個月，中國經濟恢復受到世界疫情拖累。還有一點，世界上許多國家疫情比中國嚴重很多，但是經濟損失不一定比中國更嚴重，因爲防控方法不一樣。

此外，一部分企業會破產，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因此，失業率很高，可能需要一、兩年時間來解決。所以，我強調要“休養生息”。要想辦法“強企業，富人民”。要儘量壓縮“面子工程”，把錢用在刀刃上。

3、今年經濟走勢

我認爲，今年中國經濟走勢：二、三季度爬坡，四季度有可能進入常態位置。在肺疫前，許多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經濟2020年繼續下行，同比增長率5.5%左右。我把這個增速定義爲常態速度。我認爲第四季度可能會達到常態速度。就像行使在路上的車輛，常態速度速度取決於車的質地。當遇到了障礙，一般來說，不會改變車的質地，只會暫時影響行駛速度。克服了障礙(例如肺疫)之後，就自然回到常態。一季度增速-6.8%，如果二季度增長2%，三季度增長5%，四季度就有可能恢復到常態5.5-6%，故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大體上符合IMF估計的1.2%左右。2021年，經濟增長率會高於常態速度2至3個百分點，因爲2020年基數低，比常態速度至少低了4個百分點。所以2021年經濟増速有可能是8-8.5%。

其實，上面的估值沒有什麼太大實質性意義，変數還有很多。但是，分析發展趨勢，基本路徑應該沒有錯。

有的同志認爲，目前的世界形勢，對我們很不利。經濟衰退深、肺疫災難大、逆全球化和逆襲中國輿論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可以說都是“世所罕見”。對經濟形勢估計很悲觀。我認爲，有些言過其實。經濟衰退、疫情災難，我認爲遠沒有超過已往。例如，經濟衰退程度不會超過1929-33年的經濟危機，疫情嚴重性也不會超過1918年“西班牙流感”。至於“逆全球化”聲音，可能是因爲我們自己把全球化看的太重了。“逆襲中國”輿論猖獗，我們的確需要重視。如果新冠病毒不是我們“人工合成的”，“逆襲中國”又有什麼了不起呢?一些人起鬨“索賠”沒有任何理由，更沒有法律依據。美國流感、西班牙流感誰也沒有賠償過我們的損失吧?可以斷定，起鬨的人無非是想將國內矛盾引向國外。俗話說，“心無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中國是在罵聲中長大的，蔣介石罵共產黨是匪，“共產共妻”，美國和國內反動派將共產黨、毛澤東妖魔化，都沒有壓到我們。難道我們今天還怕人家無中生有“甩鍋”嗎?我以爲我們一些的擔憂，純屬“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對於世界經濟，我一直不悲觀。世界經濟走勢，應該同中國差不多。恢復速度可能比中國還要會快一點。但是，拐點會比中國滯後兩個月左右，因爲疫情晚一些。

4、疫後應該採取的應對措施

我不準備評論外國的措施，因爲各國的國情、疫情不一樣。我甚至認爲，許多國家的應對措施比我們更周全、更有針對性。有人說，很擔心“放水潮”。這種擔心一不新鮮，二無必要。2008年美國兩次“QE”，安倍也“QE”，中國經濟學家“擔心”了很長時間。但是，美國經濟復甦了，日本經濟也復甦了。而不“擔心”自己“放水潮”的中國卻一直經濟下行，而且壓力一年比一年大。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是“醫生治不好自己的病”? 我認爲是不缺水的放了很多水，真缺水的沒有放。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現在，我國金融開放。我們要着重研究如何防止國外衝擊我們的金融市場，防止他們來“割韭菜”。我們自己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沒有必要去“杞人憂天”。

疫後，究竟應該釆取哪些具體政策措施，我在4月24日發的【再談中國經濟“休養生息”】中講了我的建議：

A、改革生產關係，最大限度解放生產力。說白了，我希望國企瘦身，民企増肥，民進國退。希望落實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改革生產關係，明晰產權制度。主要國有企業應該走“淡馬錫”之路，政府儘量少管。其它一律民營化，能股份制的就實行股份制。公私合營式很可能是一相情願。生產關係不改革，經濟基礎就不牢固，這是一個明顯而簡單的道理，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之一。

B、儘量減少思想約束，堅持“發展是硬道理”思想。什麼辦法能提高生產效率，只要不污染環境，不擴大貧富差距，都可以用，可以試。千萬不要讓“左”的思想阻礙了我們的路，不要被“姓資姓社”問題約束了我們的思想。這是鄧小平解放思想的真諦。

C、加強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堅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加強稅收制度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有效組合。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逐漸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縮小城鄉差別，“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D、繼續減稅降費，爲企業排困解難。爲中小微企業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保證實施“中性競爭原則”。發行特別國債，成立專門基金公司，支持創新、創業，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

E、工業繼續反哺農業，依靠羣衆、組織農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把農村城市化、工業化，農民就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結合起來抓，把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落到實處。

F、精兵簡政，簡政放權。要落實簡政放權 ，真正爲企業鬆綁，就必須精兵簡政。政府部門要進一步簡化，工作人員要大幅度削減。設的廟多了，就要供菩薩。菩薩多了，就都要找事做，否則上面會說你“懶政”。所以，人減不了，政就簡不了。有些部門純碎是在沒事找事。除了批項目什麼什麼事都沒有。再就是利用職權尋租、搞貪腐。依我看，先減一半人，天也塌不下來。我們各級養的閒人太多，納稅人負擔太沉重了。

G、縮短基建戰線，擠出錢來保民生。現在基建規模太大，戰線太長，花錢太多。炫耀起來，基礎設施比美國還好。但是，與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匹配。投資回報率低，回收期太長，嚴重破壞了GDP分配結構，影響了經濟健康發展。

資金總是有限的、寶貴的，必須用在急需的地方。疫後更應該多擠一些錢用在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上。我們當前要圍繞“六保”做好工作。切忌唱高調、說空話。後對各種形式主義工作作風。

5、展望

展望明年，我最擔心的是出現金融危機。如果不出現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各國經濟，都將回到自己的常態位置。明年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比較高。因爲今年增長速度低，基數小。

爲了防止金融危機，我們必須繼續堅持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肺疫後的政策一定要力求穩。要穩字當頭，儘量減少或避免加槓桿。要集中財力解決好疫情帶來的困難，要圍繞“六保”作好工作。努力讓“企業強，人民富”，爲今後的發展奠定好基基礎。

我不贊成鼓吹所謂“新基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內容是變革生產力。包括勞動者、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都要創新。我們應該先在AI和新材料上狠下功夫。我認爲，如果以AI爲核心的生產工具上不去，單純的5G，沒有什麼大用場。搞過了頭，甚至是虛擬經濟。花了許多錢，可能會助長實體經泡沫化。

當前工業經濟形勢分析篇三

1.工業經濟大幅下行的壓力有所緩解，將進入較長時期的築底企穩過程。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下行軌道，在5年的時間裏，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10年的12.6%下滑到2016年的6%，下滑幅度超過一半。造成中國工業經濟下滑的原因，既包括國際市場需求大幅降低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中國前期經濟刺激政策逐步消化帶來的副作用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陣痛。然而進入2016年以後，這些不利因素在工業經濟增速上已經得到了充分體現，換句話講，這些因素拉動工業經濟繼續大幅下行的動能也基本消散。國際市場形勢開始逐步好轉，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效果開始顯現，很多地區、領域呈現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爲，雖然當前工業運行的整體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但只要不發生新的系統性風險，工業經濟進一步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並不大，工業經濟將進入較長時期的築底過程。

2.中國工業仍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要素稟賦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曾對工業增長起到關鍵作用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步喪失。但是，在傳統比較優勢喪失的同時，中國也積累了一些新的、更加高級的比較優勢，包括：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勞動力質量得到很大提升;基礎設施條件大幅改善;資本積累取得很大成績，中國已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技術水平大幅提升，年度專利申請數量居全球首位等。這些新的比較優勢將推動工業企業實現競爭優勢轉換，使中國真正從“工業大國”邁向“工業強國”。下一步，隨着工業轉型升級的進一步推進，中高技術產業在國際市場上也將表現出更強的競爭力。

3.工業企業經營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目前中國工業企業經營環境在很多方面有待進一步改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秩序仍不夠規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假冒僞劣產品充斥市場;企業信用意識弱，商業欺詐、逃廢債現象日益嚴重，財務失真行爲比較普遍;企業之間不公平競爭問題大量存在，很多企業熱衷於向政府尋租，以虛假經營活動騙取國家優惠政策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很多企業不願意進行技術研發，行爲短期化傾向嚴重。二是經營資源保障不足或成本過高。目前，雖然國家對資金的供給較爲充裕，但銀行出於資金安全考慮，未必將資金貸給那些最需要貸款的企業，而獲得貸款的企業也未必將資金都用於生產性投資或日常經營。相當一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然感覺資金緊缺。同時，房地產的利潤遠遠超出製造業的平均利潤，也必然誘導企業將剩餘資本投向房地產而不去追求技術創新，導致製造業的空心化。

三是稅費負擔仍然較重。近些年來中國工業企業稅費負擔不斷減輕，但與國際水平相比，稅費佔企業成本的比重仍然較大。經測算，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約爲16%，而美國僅爲7%，表明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仍有較大的降低空間。

政策建議

目前是中國工業經濟築底企穩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應加強風險監測預警，防範各種因素有可能造成的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應加強制度建設，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特別是要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以提升效率、質量和競爭力爲主線，提高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供給效率和結構水平。

1.加強經濟調控，防範系統風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着一些風險，必須加以重視、謹慎應對，否則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從而對工業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影響。一是謹慎做好房地產行業調控。多年以來，房地產價格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也造成了工業經濟的粗放式增長。目前，國家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收緊性調控政策來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下一階段，應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避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對經濟造成衝擊。二是謹慎應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目前，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存在貶值壓力，有可能會引發中國資產價格全面下跌，使得國內外資金大量流出，造成巨大的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加強外匯市場監管，並密切關注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三是謹慎防範資本市場風險。由於中國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後於產品市場改革，無論是企業、個人還是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運行方式都缺乏足夠的理解，尤其是在金融監管體系和安全網體系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監管部門應高度重視當前中國金融體系面臨的巨大挑戰。

2.改善企業環境，優化產業生態。優化市場競爭秩序、改善企業環境是打造良好產業生態的根本前提，其核心目標是爲企業構建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實現資源的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意味着國資和民資之間實現優勢互補，而且意味着國有企業治理機制的優化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從而形成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帶來工業發展水平的提升。二是推動壟斷行業改革。工業發展中面臨着產能過剩和供給不足並存的局面：一些競爭性行業產能過剩十分嚴重，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而在一些壟斷行業則供給不足，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將資源從產能過剩的競爭性行業轉移到供給不足的壟斷行業，意味着資產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從而實現工業經濟的內涵式增長。三是降低企業稅負。要想真正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必須要做好“頂層設計”，實施全方位的稅制改革。要對中國企業之間的稅負分佈和轉移情況進行精細的計算和研究，制定科學的應對措施。四是優化市場競爭秩序。工業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市場微觀主體的政策依賴性過強，在爭取優惠政策方面花費太多精力，不少企業在行爲上表現出“短期化、投機化、功利化”的特點，缺乏從事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進而限制了其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優化市場競爭秩序能夠使企業活動迴歸創新這一核心要義，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形成工業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3.支持企業創新，促進轉型升級。要想實現以創新爲本質的經濟內生增長，必須要致力於增強經濟活力，通過不斷涌現的“草根創新”，提高整個工業的發展水平。一是發揮好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工業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能夠提升自身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增加產品附加值，從國際市場的低成本競爭轉向國內市場的差別化競爭，從而帶動整個工業發展質量的不斷提升和工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在技術趕超階段，因爲有發達國家的路徑可借鑑，政府主導的技術發展戰略可能會收到較好的效果。但是隨着中國的角色由傳統產業中的跟隨者轉變爲同行者，由於存在不確定性，由政府直接決定產業發展的具體技術路線和項目，或由政府主導產業創新往往會產生政策失效現象。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政策的重心也應該是發揮企業自主性，企業會權衡風險與回報進行商業性的研發，公平的市場競爭更能夠從大量的競爭者中篩選出最終的獲勝者。二是發揮好政府在技術創新中的引導服務作用。政府部門資助重點應更多集中在基礎技術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上，而不要指定資助哪條技術路線，更不應在企業競爭中“由政府選擇贏家”並將其作爲重點資助對象。爲推進工業結構調整，政府應加快推動建立有利於創新的制度環境和激勵機制，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並提供優惠政策，應該通過一種競爭性的、更體現公平的方式分配支持創新的補貼經費，鼓勵最有創造力的企業脫穎而出，又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同時，應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給予更大的空間，尤其是在物聯網、大數據運用等新領域裏，要儘量避免對企業新創的經營模式和組織方式進行行政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