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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愛國名言

愛國名言 閱讀(1.02W)
1.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的愛國名言

2.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它發揚起來,中國人才有真進步。

3.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爲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

名言拓展:魯迅先生的愛國事蹟】

魯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於紹興都昌坊口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7歲啓蒙,12歲就讀於三味書屋,勤學好問,博聞強記,課餘喜讀野史筆記及民間文學書籍,對繪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自此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他不囿於四書五經,多方尋求課外讀物,努力掌握歷史文化知識。紹興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特別是衆多越中先賢的道德文章,給魯迅的思想以很大的薰陶和影響。魯迅少年時代,祖父因科場案下獄,父親病故,家道從此中落。魯迅由一個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長房長孫,變成了一個破落戶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變故,使少年魯迅飽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認識到封建社會的腐朽和沒落。魯迅母親魯瑞,農民的女兒,品格高尚,對魯迅影響很大。

1898年春,魯迅離開故鄉,滿懷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翌年,因不滿學堂的“烏煙瘴氣”,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他廣泛接觸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閱《時務報》,看《天演論》,深受維新思潮和進化論學說的影響,初步形成“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的社會發展觀。

1902年,魯迅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官派赴日留學。他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因深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浪潮的影響,積極投身於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課餘“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1906年,魯迅在事實面前,有感於國內同胞的愚弱,認識到改變國民性的重要,便毅然棄醫從文,邁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選擇了文學藝術,以筆作爲自己救國救民的戰鬥武器。他參與籌辦文藝雜誌《新生》,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早期重要論文。魯迅認爲,中國的嚴重問題在於人,不在於物;在於精神,不在於物質;在於個性,不在於“衆人”;要“立國”,必先“立人”,而“立人”的關鍵,在於個性的覺醒與精神的振奮。

辛亥革命前夜,魯迅回到祖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執教,擔任化學、生理學教員,後又回到故鄉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教員、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他一方面教書育人,培養青年, 一方面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 他領導故鄉文學團體“越社”, 支持創辦《越鐸日報》。 1912年初, 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教育部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同時先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擔任校外兼職講師。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魯迅深受鼓舞,與李大釗、陳獨秀等當時許多先進知識分子一起,寫文章,辦雜誌,揭開了中國五四運動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擊幾千年來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1918年,他發表了我國現代文學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小說通過象徵的藝術手法,無情地揭露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強烈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惡。此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創作了《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許多小說和大量雜文、隨筆、評論,從而成爲五四五四運動的先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1926年夏,魯迅離開北洋軍閥盤踞的北京,南下廈門,擔任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國學院教授。1927年初,魯迅又轉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擔任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時兼任教務主任,一邊從事教育和文學創作,一邊投入新的戰鬥。同年4月,反革命政變發生,魯迅經受了腥風血雨的考驗,因營救學生無果,憤而辭職。在血的教訓面前,魯迅早年形成的社會發展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嚴厲解剖自己的思想,糾正了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從此,他的思想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

20年代中期,參與創辦《莽原》週刊、《語絲》週刊和文學社團末名社。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1927年10月,魯迅到了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1928年與郁達夫創辦《奔流》雜誌。193O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後主編《萌芽》、《前哨》、《十宇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他參加和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許多革命社團。他主編《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許多刊物,團結和領導廣大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他堅持韌性戰鬥,撰寫了數百篇雜文。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反文化“圍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與共產黨人交往密切,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以“竊火者”自喻,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他關心青年,培養青年,爲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