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一生工作勤勉、認真，從不向黨組織討價還價，他就像一顆萬能的螺絲釘，擰在哪裏，哪裏發光。
50年代，爸爸任鄉村國小教師。孩提的我，對爸爸這段經歷親身感受甚少。從媽媽絮絮叨叨抱怨中，我知道，爸爸那些年，因鄉村交通不方便缺師少教，自然調動頻繁，甚至二、三年搬一次家。先後在下窨子村、孤榆樹村、石頭河子、鏡泊湖水產養殖場等國小當老師。從媽媽嘮叨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5年爸爸在水產養殖場當老師。一天，狂風大作，突然把學校的鐵皮房蓋掀起一角。爸爸爲了國家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房採取措施壓住房蓋。媽媽在房下嚇得變聲地喊：“你不要命了，快下來”。爸爸全然不理會，直到把掀起的房蓋壓好爲止。這事，我常聽媽媽嘮叨，媽媽說爸爸傻，幹工作連命都不要了。我想象得出,湖邊那七、八級大風,把人從斜滑的房蓋上刮下來，不就像秋風掃落葉嘛。
60年代，爸爸調縣稅務局工作，一干10年。開始在市場收管理稅。當時自己根本不知爸爸這工作是幹什麼的。一次我和二弟上市場去玩，見到爸爸管小商小販，我小哥倆很高興，央求爸爸向小商小販要點瓜籽,爸爸不同意直趕我們走。旁邊一位年長小販見狀，忙從筐裏給我和二弟一人一捧鬆籽。爸爸急了，拿出二角錢給了那小販，他倆還撕巴半天。晚上我哥倆自然遭到一頓訓斥，再也不敢去市場了。
爸爸好幾年工作在離縣城很遠的鎮稅務所，往返靠自行車代步。爲了安心農村，紮根農村，星期禮拜很少回家照顧我們。媽媽十分堅強，爲支持爸爸的工作從不扯後腿。一年初春，爸爸小住幾天又回鎮所。剛離家個把小時，又回來了，我一看，爸爸成了“落湯雞”，一問才知，爸爸爲了趕路，從冰面上行走，不慎掉進江裏。爸爸換換衣服，二話沒說又走了。我着實爲爸爸這種敬業精神感動。事後我以此爲題材寫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因真實感人，受到老師表揚，還得了高分。
如果50年代我家用東搬西走形容，那麼60年代我家定居縣城後，爸爸工作特點就是顛沛流離了。我的印象是爸爸很少在家。媽媽常說：“你爸爸在單位什麼好事都落不下。”當時我不理解怎麼回事，後來我明白了。三年困難時期縣直機關在江富村成立農場，爸爸被抽出來種地，後來讓他趕牛車，人送外號“邱老闆”。我也曾見爸爸趕着牛車進城，但我不知道他幹什麼。從媽媽口中得知，爸爸是爲農場送公糧。
那時我家生活十分困難，不是誇張地說，當年我不知道什麼叫吃飽。姥姥來了，媽媽給她貼了一個純苞米麪鍋貼兒，當時把我羨慕得直流口水，幻想什麼時候能享受此待遇。我家常年苞米麪摻代食品，因吃不飽，我哥們常在家偷着燒土豆、燒大蔥、燒大蒜，到野外挖老鼠洞取黃豆炒着吃、揀煤核、上山打柴禾……媽媽常說，你爸工作叫真，家這麼困難，你爸整天送公糧，家裏卻沒見着一粒糧食，哪怕抖麻袋底也夠我家吃一頓飽飯的。
社教時期，爸爸常年蹲點、包隊，卻從沒見從農村拿回什麼農副產品；文化大革命，爸爸常年從單位抽出要麼上水庫，要麼參加修國防公路，要麼參加農村工作隊……他像一顆萬能的螺絲釘，更像一頭老黃牛，執著而默默無聞地耕耘着。
70年代機關精簡，爸爸又攤上“好事”，他又無怨無悔地服從精簡，調到企業縣物資公司。那年代盛產“以工代幹”，而爸爸則是“以幹代工”，當了保管員，但總算結束了20年常年在外，家中有他不覺多，沒他不覺少的生活。而爸爸那種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仍然是一如既往。
當年爸爸管的庫是建工材料，因物資匱乏，買一箱玻璃得計委下達計劃。爲了變廢爲寶，他發現一些壞玻璃扔了可惜，就學會了割玻璃。一些家庭或單位需要十塊八塊，他就割出來，單位也有小小的收益。一次，爸爸的老同事、老朋友財政局長董叔到爸爸單位割了幾塊玻璃，董叔也挺有意思，交了款，便將玻璃夾在自行車後架上，騎上便走，不慎玻璃全部掉地打碎。董叔回頭找爸爸又割了幾塊，董叔說就這麼幾塊玻璃別要錢了，爸爸執意沒有同意，爲這小事爸爸把董叔都“得罪”了。
爸爸平平淡淡地走了，長眠於平頂山。每年清明或七月十五，我們都會到墳前憑弔，寄託我們的哀思，追思爸爸那平凡的往事，汲取那份豐富的精神遺產，提醒我們像爸爸那樣做人、做事，無愧於自己有限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