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生的。1932年，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製造了“一二八”事變;1933年春，日軍相繼攻佔山海關、熱河，並侵佔長城以北沿線部分地區，鋒芒直指平津，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蔣介石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和紅軍，“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相繼以失敗告終。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不斷髮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然而，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卻在革命的生死關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被迫退出根據地進行長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分別自瑞金、鄠都地區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
紅軍的最初計劃是從南線突破粵軍的封鎖，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
由於當時臨時中央的領導者，在指揮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和突圍的時候，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紅軍雖然英勇作戰，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但是自己也損失慘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時，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萬餘人已經鋭減至3萬餘人。
而且這時國民黨已判斷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調集重兵，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
在這革命的危急關頭，在毛澤東等人的力爭下，中央紅軍改變了原先的戰略計劃，決定爭取主動，向敵人防禦薄弱的貴州前進。
12月，紅軍在佔領通道城後，立即進入貴州東部，一舉攻克黎平，強渡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於1月7日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
之後，紅軍像重新獲得了新的生命，他們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他們轉戰貴州、四川、雲南邊界地區，四渡赤水，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殲滅大量敵人。
隨後，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來援。
這時，紅軍出其不意地向雲南疾進，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隨即於5月初搶渡金沙江。
至此，中央紅軍擺脱了優勢敵軍的追堵攔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之後，由於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順利通過大涼山地區。
1935年5月下旬，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6月14日與先期到達懋功的紅軍第四軍會師。
兩軍會師後，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正確制定統一的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
6月26日召開兩河口會議。
會議決定，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陝甘蘇區。
7月上旬，紅軍連續翻越夢筆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四川松潘地區的毛兒蓋。
8月上旬，中央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組成左、右路軍經草地北上。
8月下旬，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先後抵達阿壩和巴西地區。
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率領左路軍抵達阿壩地區。
之後，他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並要挾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甚至企圖危害中央。
中央發覺後，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脱離險境，單獨北上，並攻佔天險臘子口。
10月間，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偽中央後，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分裂黨和紅軍。
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嚴肅的鬥爭，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於10月19日抵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攻襲擊，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帶，並於1936年7月2日，在此與紅二、六軍團會師。
在朱德、賀龍、劉伯承的鬥爭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要求下，張國燾被迫取消偽中央，同意與紅二方面軍（紅二、六軍團於會師後改稱紅二方面軍）繼續北上。
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同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至此，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紅軍長征的勝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長征是在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反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勝利的。
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精神。
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紅軍發展壯大的巨大精神力量，並給了全國人民以巨大的影響。
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先後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進行了戰略大轉移。
長征勝利地跨越了12個省、總行程達2．5萬里以上。
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幹，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起中國革命的新任務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聖職責而在西北會師，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宣稱的那樣，“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它預示着中國革命新的局面的開始。
長征用鐵的事實表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堅強的生命力，她們是國內外任何反動勢力所不可戰勝的。
長征的由來
提起紅軍長征，可謂家喻户曉，婦孺皆知，但對“長征”、“萬里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徵”這些概念是何時提出的，卻鮮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在所發的指示和命令中，並沒有把這次行動稱為“長征”，而是稱為“突圍”、“反攻”、“西進”等。同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莫斯科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做報告時，把紅7軍團北上和紅6軍團西征稱為“長征”，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長征”概念。
1935年2月23日，紅軍總政治部在《告黔北工農勞苦羣眾書》中，第一次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為“長征”。5月，朱德在《中國工農紅軍佈告》中盛讚“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從而第一次提出“萬里長征”的概念。隨着中央紅軍長征里程的不斷增加，“長征”的定語由“萬里”逐步增大。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指出：“ 一方面軍一萬八千里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國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指出，紅軍進行了“二萬餘里的長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由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而成)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結束了長征。當天，毛澤東即指出：紅一方面軍長征“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彙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裏”。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明確提出：紅一方面軍“經過二萬五千餘里的長征。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後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陝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
這就是目前找到的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徵”概念的最早文獻記錄。隨着紅軍長征的英雄業績廣為流傳，這一偉大壯舉的影響不斷擴大，“長征”、“萬里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徵”就逐漸成為1934年至1936年間戰略轉移的專門用語。
長征勝利的偉大意義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在兩年中，紅軍長征轉輾十四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鍊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從1934年開始到1936年結束的長征，他們突破幾十萬敵軍的包圍封鎖，唱響戰略轉移的凱歌，是人類近現代戰爭史上凡人譜寫出的英雄史詩。
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強大隊伍，長征中紅軍表現出的對革命的必勝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前進的巨大動力。
長征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為代表的一批黨的領袖人物，
長征”屬於世界，長征精神：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