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職場也像婚姻，是個圍城，進去之前，充滿期待，進去之後，面對種種落差，又想着逃離。
7、8月份，找工作、找地兒實習的帖子在各個求職網站鋪天蓋地，發帖者很多是剛從職場中出走的2010屆畢業生。在職場中歷練一年後，他們中很多人成了“跳早族”，有轉身考研的，有辭職待業的，有徘徊不定的……職場這座圍城，他們匆匆出走，卻總歸要回來，如何少走一些彎路？
職海翻騰，是“留”是“走”？
社科院藍皮書顯示，2010年中國新增2000萬求職者。一路過關斬將邁入職場的新人，無疑是求職大軍中的幸運兒。可是經過一年的職場翻騰，有一部分人徘徊在進退之間，或頻繁跳槽，或觀望等待，或辭職休整。他們有自己的理由，也有自己的無奈。
一個月前，劉丹拿着單位的辭職證明，轉身離開，毫無眷戀。這是他畢業一年內第四次跳槽。從南京曉莊師範學院畢業後，他回到老家常州工作，半年裏輾轉三傢俬人小公司。“我就是‘跳早族’，工作就跟打零工似的！”劉丹苦笑道。《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統計顯示，2010屆430萬大學畢業生中有34%半年內發生過離職，也就是説有100多萬的“跳早族”。
説起跳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為了更好的工資待遇”，其實也不盡然。“我很想在工作上得到認同，在單位裏有被關懷的感覺。”劉丹坦言每次辭職並不是為了工資，“第一次辭職，就是因為老闆娘脾氣大，對員工不好。”換了幾次工作，家人朋友認為他“三心二意，沉不下來”。“其實我也想在各種嘗試中找到適合我的崗位。”劉丹説。
家境不錯的方萍萍北大畢業後在北京一家國企做公關策劃，工作將滿一年之際，斷然離職。在方萍萍眼裏，這份工作形同雞肋。“雖然待遇不錯，但工作壓力太大了，每做一個策劃總要連續幾天通宵加班，還要頻繁地出差。”沒有經濟壓力的她倒也並不急於另找份工作，而是去西藏晃了一圈。
有人辭得堅決，有人則頗為猶豫。老家在連雲港的範敏有着令大學同學豔羨的工作：在昆明團市委下屬的一個基金會做宣傳幹事，有事業編制，工作輕鬆，待遇不錯。不過最近她也在為辭職的事傷腦筋，讓她動這個心思的是兩個字“北京”。“當時雖然談不上逃離北上廣，但現在也算跟上了逃回北上廣的潮流。”範敏笑道。
“每次去北京，我就像從農村回到城市一樣。雖然昆明的生活悠閒自在，但是它的公共設施、文化娛樂、競爭機會遠不及北京等大城市。”範敏説。地方的人事關係也讓她很犯難，“單位就十來個人，哪個打個噴嚏，領導都很快知道。”只是，回到北京後一切又是未知數，範敏於是猶豫復猶豫。
“我先忍着，做好撤的準備。”在南京洪武路一家寫字樓工作的張悠在觀望。老家在安徽的她，孤身一人在南京，拿着3000多元的工資，勉強維持一個人的日常開銷。“每次上校內網，看到大學同學曬結婚照、新房照、旅遊照，感覺人人都過得比我好，我真是羨慕嫉妒恨啊。”張悠説。工作之餘，張悠積極備戰公務員考試。
職場回眸，“想的”與“見的”不一樣？
對於這些過早出走或謀劃出走圍城的人，有人説80、90後過於嬌氣，沒有父輩的堅韌；也有人説社會競爭激烈，好工作難找。“其實，工作一年，我發現自己原先想的與事後見的不一樣。”方萍萍説。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六成2010屆大學畢業生認為目前的工作與自己的職業期待不吻合。
“①月薪2萬元以上；②有時間堅持健身和運動；③至少有兩居室；④有15萬元左右的代步車；⑤有固定的朋友圈子……”這則新白領標準年初在網上風傳，許多人卻從中感覺到了巨大的落差。方萍萍設想的生活是：第一年月薪五六千，以後有規律加薪，朝九晚五，有雙休日，偶爾能出去旅遊……“工作之後，卻只有加班、出差，出差、加班。”方萍萍抱怨道。
不僅有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還有入錯行的尷尬。“工作後，我才發現我並不喜歡做記者。”23歲的張甜甜説道。南大新聞系畢業後，她回老家長沙，進了一家都市報。在週刊部門工作一段時間後，張甜甜漸漸發現自己不喜歡採訪，不喜歡寫稿。“找工作時，就想找一個專業對口的，後來發現內向的我並不適合這個行業。”張甜甜很苦惱，“或許我應該再去考研。”
面對就業壓力，曲線就業是很多人的選擇，由於工作與期待完全不符，於是，只能“騎驢找馬”。南師大畢業後的丁哲，正準備辭去廣告公司的工作。英語專業的他本來想在上海找一家外資企業，但屢屢敗下陣來，畢業後兩三個月工作都沒有着落，丁哲急了，“家裏情況並不好，不能再給父母添負擔。”於是，丁哲進了現在的單位。但工作一年下來，等級分明的同事關係、老闆居高臨下的命令方式、防不勝防的突擊加班，讓他很崩潰，“我想要的不是這樣的生活。”
“我以為工作後就能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但現在好像不是那麼回事？”闖蕩一年後，不少職場新人都有這樣的疑惑。但是，與此相對的是剛剛邁出校園的新人們能“給”出什麼呢？2011年就業藍皮書發現，2010屆本科畢業生、高職高專畢業生，畢業時基本工作能力水平（本科53%，高職高專50%）均低於工作崗位的要求。“對於職場，此前有很多想象，大多都是我要什麼，要高薪，要輕鬆，要假期，要和諧的同事關係……進來後發現‘要’之前得先‘給’。”丁哲坦言。
職業規劃，“計劃”能否趕上“變化”？
從校園邁入職場，在第一年的磨合期裏，很多職場新人感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也有不少人發現自己的個性、稟賦與現有的工作是枘圓鑿方。對此，張悠説，“婚姻應該有婚前指導，職場也應該有‘職前指導’。”
幾番糾結後，張甜甜向部門主任提出辭職，報社一位副總不答應，提出給她調部門，但張甜甜發現“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也不知道換個崗位是否就有所改變。為了“認識自己”，一個月前她特意花了1000多元去做職業諮詢，第一次接觸到了“職業規劃”的概念，“如果我在大學裏就有所瞭解，或許現在就不會這麼糾結了。”
職業規劃是職業生涯規劃的簡稱，是西方20世紀初期以來關於職業匹配和發展的理論，目前中國不少高校開有類似的課程。“我現在的職業軌跡，就是按照職業生涯規劃來的。”2010屆北大畢業生朱洪祥説。目前在上海一家網絡銷售公司工作的他，大三時修了《職業生涯規劃》這門課程，並按要求完成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設計，包括從銷售代表、銷售經理、區域銷售總監直至開設網絡公司的職業設想，各種潛在的風險和困難，自己需要做哪些技能提升、採取什麼應對措施，並設有嚴格的年限。
當然，職業生涯規劃不是簡單的一門課程就可以完成的——計劃趕不上變化，原先計劃未必能一一實現。“外界的變化太大了，金融危機、企業生存狀況、工作調動、婚姻問題等等，都可能改變我的工作軌跡，此前肯定沒法把所有可能都預料到，計劃肯定需要調整。”朱洪祥坦言。因此，學校、社會多方位的、長期的指導和服務就很有必要。美國高校的普遍做法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借鑑。以康奈爾大學為例，該校設有專門的職業生涯服務中心，21名專業人員為全校學生提供服務。為滿足學生的多元需求，另有近40位專業人士在各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提供服務。此外，美國還有專門的社會機構給予相關幫助。例如“美國大學與僱主協會”（簡稱NACE），擁有全美近2000家高校的5200多名大學職業生涯服務專家和3000多名就業安置專家。NACE預測工作市場走勢，為僱主和大學生提供職業信息和基準。
職場和婚姻一樣都講究兩情相悦，愛這份工作才可以選擇它，能勝任這份工作才能擁有它。不過，職場這個圍城，或許比婚姻要複雜，比如職場有360行之惑。高校和社會應該為畢業生提供有效的就業指導，以使職場新人走得更遠——不只是找份工作滿足經濟需求，而是能夠發展職業生涯，為人生奠定一個支點。大學生則要練就職場打拼的能力，和“給予”社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