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可愛的中國》觀後感
“我的夢裏經常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的蘑菇雲，一個是妻兒們歡笑的場景。”
那一代人，敬業、奉獻。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
妻兒們的歡笑，許多人依然在錯過。但因爲他和他們的選擇，更多的中國人，坦蕩蕩地挺起腰桿，笑出了聲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鄧稼先輾轉反側，望着明月。他喜歡月亮。
突然，他起身，將手輕輕放在妻子手上，說：“我要調動工作了。”妻子許鹿希問：“調到哪去?要幹什麼?在不在北京?”鄧稼先連說三個“不能說”。
很快，他又說了一句：“家也顧不上了，我就是爲它死了也值得。”
“它”來自不久前的那次會面。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將鄧稼先叫到辦公室，問了一個問題：“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
這位美國普渡大學核物理博士立刻明白，國家要造原子彈了。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爲了抵禦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打破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增強國防實力，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毛澤東說：“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因此，當好友楊振寧在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同被稱爲“天才”的鄧稼先選擇隱姓埋名，成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負責人，從此沒發表過一篇論文、沒做過一次學術報告。
爲嚴格保密，和鄧稼先一起“消失”的，還有著名力學家郭永懷、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等數十人。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或光明的學術前景，脫下西裝，換上土布服，轉身走進了與世隔絕的戈壁灘。
當已有重大發現、幾乎站在諾貝爾獎門檻前的物理學家王淦昌被問到，是否願意放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時，他沒遲疑，說道：“我願以身許國。”53歲的王淦昌自此改名王京，隱身17載。家人能聯繫到他的，只有一個信箱代號。每當孩子們問起，爸爸在哪兒?妻子總是回答：他在信箱裏。
即使如此，研製原子彈這樣的尖端科技，中國的基礎仍然太弱了。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中國人撿起他們燒燬的圖紙碎片，一點一點拼起來看。要知道，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科研隊伍僅諾貝爾獎得主就有14人。
這就更能理解，爲什麼原子彈被起了這麼一個外號——“爭氣彈”。“當時有一種氣概，二萬五千里長徵我沒趕上，可是這個我趕上了。自然是非要做出來不可。”參與原子彈研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方定說。
一窮二白的國家，爲科學家們提供的條件，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當時位於青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海拔3000多米，環境惡劣、物資緊缺。鄧稼先有兩身衣服，新一點的要穿去看女兒，平時總穿的那身破了，就用醫用白膠布貼上。基地很多時候只有醬油湯泡飯，他很快餓得全身浮腫。有一次，同事帶來火燒，大家一陣哄搶，他忍了許久，終於還是說：“你們吃，也給我留一小塊吧。”
嚴謹的理論設計必須落實到每一個部件的加工中，頭髮絲粗細的誤差都不允許出現。“精密複雜”就出自原始的工具和浪漫的想象：馬糞紙上塗上墨汁，探索空間濾波器的研製;貓的鬍鬚也能當紅外地平儀探測器的裝配工具;精確計算時用的是手搖計算機、計算尺和算盤。演算紙紮成捆，堆滿了幾個屋子。
對於這些“苟利國家生死以”的人來說，享受和名利太渺小了。核試驗最危險的是爲核彈安裝起爆雷管，如果發生意外，人將立即化爲氣體。每一次，鄧稼先都安靜地站在現場，操作工人換班他不換，有時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不只是他。“巨浪之父”黃緯祿由於過度勞累、身患頑疾體重減輕了11公斤;爲中國核彈、導彈和衛星實驗都作出巨大貢獻的郭永懷，不幸遭遇墜機，人們在飛機殘骸中找到遺體時，發現他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分開才發現，郭永懷那隻裝有絕密資料的公文包安然無損地夾在他們胸前。
“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到這個崗位上面，都要這麼做。敬業、奉獻。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核技術工程專家、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原黨組書記高潮說。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雲在新疆羅布泊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國人成功把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送上了太空。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個月後，在中美大使級第123次會談上，美國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謂。“東方紅一號”升空的第二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從1958年的那個月夜，到1986年因受輻射影響離世，鄧稼先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原子彈研製成功後，他回了一次家。許鹿希發現丈夫已是一頭白髮。她伸手去接包，鄧稼先習慣性地緊緊攥住，沒有放手。兩人拿着同一個包，相看無言。
鄧稼先曾說：我的夢裏經常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的蘑菇雲，一個是妻兒們歡笑的場景。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像他那樣，讓那朵“蘑菇雲”升了空;200多顆中國在軌衛星沿着“東方紅”開闢的天路巡天遙看;中國的宇航員早已遨遊太空;我們自己研製的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着陸——這次，世界第一。
妻兒們的歡笑，許多人依然在錯過。但因爲他和他們的選擇，更多的中國人，坦蕩蕩挺起腰桿，笑出了聲。
《爲了可愛的中國》觀看心得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敢於創造、敢於擔當、敢於奮鬥”的“小崗精神”帶動了國人的精氣神，改革開放的號角更是給了國人以堅強有力的支撐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嚴俊昌沒想到，1978年的那個寒夜，因爲迫於生計在契約上摁下的紅手印，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引起一場大變革。
這年的夏秋之交，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批農民背井離鄉外出乞討。這年夏收分麥子，小崗村每個勞動力才分到3.5公斤，根本不夠吃。全隊18戶，只有2戶沒要過飯。
“再這樣下去不行了。”隊裏幾個老人找到生產隊長嚴俊昌商量：“不能再吃大鍋飯了!”
籌謀數月，年底的一個夜裏，18戶農民祕密聚集在一起，神態嚴峻地寫下了一紙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按當時的規定，這是要坐牢的!但到會的18人都決然賭上了身家性命，按下了血紅的手印。“沒辦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分到田地後，小崗人競相扛起鋤頭、挑着牛糞，比着、賽着往自家田裏跑，甚至一天有兩頓飯都在田裏吃，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
儘管小崗人咬緊牙關死守祕密，但不同尋常的豐收盛況卻泄露了“天機”。一年後，小崗村糧食總產量就達到了十幾萬斤，人均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20多年吃救濟糧的日子成爲歷史。“家裏的糧食堆得滿屋子都是，大家心裏卻一陣恐慌，不知道要面臨什麼後果。”嚴俊昌回憶。
小崗分田到戶單幹的消息不脛而走。但與嚴俊昌擔心不完全一樣，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不約而同地選擇頂住壓力，給小崗村開“綠燈”。
陳庭元初到小崗村，是村民們按上指印後的第4個月。村裏還想瞞過這位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可陳庭元是行家，莊稼地裏走了幾步，什麼都明白了：“別瞞我，你們做什麼我有數。”臨走，丟下一句話：“幹到秋季再說，有啥事我頂着!”
他把過去算來算去怎麼也算不清的千萬筆賬，簡化成三筆：“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留集體的留集體，剩多剩少歸自己。”之後，他與他的上級、地委書記王鬱昭“密謀”後，給這種辦法起了個名兒叫“大包乾”。
“大包乾”取得很大成績，隨即流行起來。不過，“大包乾”仍然不能見光。王鬱昭決定，給“大包乾”報戶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開全省農業工作會議，王鬱昭發言時呼籲：“要求給大包乾到戶報個戶口，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總結講話時說：“包產到戶……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那天王鬱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我們的態度是不能打擊羣衆的積極性……批准!”
萬里到小崗村調研時，小崗人興高采烈把花生往他口袋裏塞，萬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3年，萬里回答：“我批准你們試5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里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
突破禁區的底氣來源於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在會上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爲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準備。
“敢於創造、敢於擔當、敢於奮鬥”的“小崗精神”帶動了國人的精氣神，改革開放的號角更是給了國人以堅強有力的支撐。
1979年夏天，一聲開山炮響，硝煙在深圳的蛇口半島騰起，新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誕生，共和國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9年底，得知國家允許私人銷售貨品，溫州一個叫章華妹的19歲小姑娘第一時間遞交申請，成爲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拿到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的“幸運兒”;年僅26歲的柒牌董事長洪肇設也在這一年，用300元和一塊門板、一臺縫紉機、一個熨斗、一把剪刀創立了自己的事業;開小飯館、賣大碗茶、倒賣服裝、修自行車、裝裱字畫……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當代中國百姓自主創造財富的“種子”由此播下。
18位農民點燃的改革火種，漸次燎遍神州大地。改革開放40多年來，翻天覆地的鉅變在中國發生着，佔世界1/5的人口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71元，2009年突破萬元，2014年突破2萬元，目前正向3萬元邁進，比1978年增長24.3倍。
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新一代人手中。
在小崗村，新一輪謀求鄉村振興的探索正在醞釀。越來越多年輕人從大城市“迴流”，其中有不少是當年“大包乾帶頭人”的後代。
今年46歲的嚴餘山在6年前回到家鄉，創辦了網店，售賣家鄉土特產。而他的父親嚴宏昌，正是當時的18位農民之一。
“40年前，父輩們冒着巨大風險，打下小崗村今天的基礎。現在站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上，輪到我們‘二次創業’了。”嚴餘山現在的身份是小崗村黨委委員，負責村裏的扶貧和青年工作。他也是小崗村選出來的新“18位帶頭人”之一。在他的辦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插圖版小崗村旅遊總體規劃。他說：“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田園化的小崗!”
《爲了可愛的中國》觀看體會
1982年-1986年，短短6年，中國女排創下了史無前例的“五連冠”，讓火熱的80年代愈加激情四溢
中國女排團結拼搏、永不放棄的精神，讓更多國人意識到“我們中國人行!完全有能力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一流水平!”
本屆世界盃比賽上中國女排的一路高歌猛進，讓人不禁再次回首，感受中國姑娘們一直以來帶給國人的激情與振奮。
1981年11月16日傍晚，整個國家都安靜了下來，人們緊張地守在黑白電視機和收音機前。此時，第三屆女排世界盃最後一場比賽正在日本大阪舉行，中國隊對陣上屆冠軍、號稱“東洋魔女”的東道主日本隊。
“當時很多家庭都沒有電視機，我所在的成都車輛段教育室有一臺20英寸的‘湯姆遜’黑白電視機……我們把電視機搬到門口，將兩張桌子並排再放上椅子，然後把電視機放在高處，大家早早地來‘搶佔’位子。”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公司《西南鐵道報》原主任記者曹寧回憶說，小小的電視機前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人，隨着比分拉鋸上升，掌聲、加油聲也如潮水般此起彼伏，就好像能傳到比賽現場，傳到女排姑娘耳中一樣。
比賽進入了決勝的第5局，雙方爭奪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中國隊把球傳起來!”在主場球迷震耳欲聾的吶喊聲中，主攻手郎平頂住壓力，瞅準來球，高高躍起，一記重扣，“鐵榔頭”扳平了比分。
“15平!”“16∶15!”“17∶15!中國隊勝利啦!隊員們都跑在一起!中國隊以3∶2勝了日本隊，以7戰7勝的優異成績奪得了本屆世界盃的冠軍!”解說員宋世雄聲音沙啞又略帶哽咽地吶喊着。成千上萬守在電視機和收音機前的中國人，熱淚盈眶，高呼起來。
女排奪冠新聞佔據了國內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人民日報》頭版評論《學習女排，振興中華——中國贏了》寫道：“用中國女排的這種精神去搞現代化建設，何愁現代化不能實現?”
1981年，改革開放剛剛進入第4個年頭。透過開放的國門，人們意識到，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體育水平，我們和世界強國相比都存在不小差距，必須奮起直追。
“在那個年代，再沒有比女排酣暢淋漓的扣球，更能讓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的事了。”當時正主管女排的魏紀中在回憶錄《我的體育生涯》中寫道。
隨後，在1982年的祕魯世錦賽上，中國女排再度奪冠。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新中國重返夏季奧運會，射擊運動員許海峯射落首金，打破了中國在奧運會金牌榜上“零”的紀錄。中國女排摘得金牌，中國以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
三連冠後，中國女排又在1985年第四屆世界盃、1986年第十屆世界女排錦標賽上，連續兩次奪冠。短短6年，創下了史無前例的“五連冠”。
比冠軍更直入人心的，是中國女排展現出來的團結拼搏、永不言棄的精神。
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面對奪冠熱門東道主美國隊，中國女排在逆境中不可思議地扭轉了局勢。美國隊的一次次重扣都被女排姑娘們救起，五星紅旗又一次在賽場上高高升起。
“女排精神就是一種團隊精神，特別是遇到困難、不順的時候永不放棄。”郎平說。今年59歲的郎平，是中國女排的主教練。1981年女排世界盃時，她只有21歲。那時，作爲國家隊的主攻手，郎平憑藉着出色的扣殺技術，被人們稱爲“鐵榔頭”。
在日本女排世界盃的7場比賽中，中國女排一共扣球1000多次，這背後是女排姑娘經歷過的“魔鬼訓練”。
當時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條件簡陋，早年的訓練基地，是用竹子搭起來的竹棚館，四面漏風，地上鋪的是帶毛刺的舊木板，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受傷。沒有球網，就用竹竿代替;沒有臂力器，就和對手扳手腕;沒有創可貼，就用膠布粘貼……
基礎設施不好，訓練更似“玩命”。主教練袁偉民站在高臺上，把一筐球不間斷地扣向對面，女排姑娘以最快速度飛身救球，一個滾翻後立刻爬起來接下一個球。她們在地上摸爬滾打，摔得遍體鱗傷，咬着牙含着淚繼續訓練。
“女排是一面旗幟。女排的氣勢，振興了一個時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徵。”在自傳《激情歲月》中，郎平這樣寫道。
攔擊困難、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釘子般砸進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一枚金牌的意義，早已超出了體育的範疇。中國女排在賽場內外團結拼搏、永不言棄的身影，讓更多國人看到，“我們中國人行!完全有能力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一流水平!”
激情歲月，萬物生機勃勃。在深圳，三天一層樓的新紀錄誕生。1984年，中國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大廈主體工程建設工地上，12個小時輪班倒，人停機不停，很多女鋼筋工也像男工一樣，35釐米粗的螺紋鋼筋扛起就走;計件工資、多勞多得，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獎金制度，創造出膾炙人口的深圳速度。
在東部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火了。1983年3月，浙江人魯冠球用自留地裏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廠。一年後，他把萬向節賣到了美國，這是中國汽車零部件首次進入“汽車王國”。鄉鎮企業的從無到有、異軍突起，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空前活力。
激情歲月，萬衆拼搏奮進。在整個中國，科研創新的火種被點燃。1986年3月，面對世界高技術蓬勃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嚴峻挑戰，國家啓動實施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簡稱“863”計劃)，數萬名有志青年先後投身其中。當時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研究所副所長的李瑞峯便是其中一員。“外國人能做的東西，我們也能做”，秉持着這樣的信念，經過五年努力，李瑞峯所在的團隊研發出可與國外媲美的國產機器人。
五個3比0!9月，在2019年女排世界盃的賽場上，中國女排以五戰全勝、不失一局的戰績結束第一階段比賽。“只要穿上帶有‘中國’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國出征出戰，爲國爭光是我們的義務和我們的使命，我們的目標都是升國旗、奏國歌。”郎平說。
“‘女排精神’廣爲傳頌，就是在向國人和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復興的信心和能力。”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說。
《爲了可愛的中國》觀看感想
“計劃經濟時代的好處都用完了，好幾千號嗷嗷待哺的員工等着吃飯呢。”李建奎沒有退路
萬華人義無反顧地邁出從“計劃”到“市場”的步伐：打破鐵飯碗、減員增效、改制上市、重獎科研人員，昔日市場經濟“棄兒”蝶變爲“弄潮兒”
20世紀90年代，山東煙臺。萬華的產品銷不出去，大量積壓，最後連籃球場都堆滿了。
技術車間副主任丁建生那個急啊：“成本一萬一，賣價七八千，企業眼看着往死裏作。”這個一口膠東腔的山東大漢，性子急、嗓門大，樓上說話樓下都聽得見。
更讓人焦心的是，企業內“大鍋飯”“鐵飯碗”思想嚴重，干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行政色彩濃厚，光處級幹部就100多人，效率低下，連年虧損……
隨着國門打開，外國產品大量涌入，民營企業迅速興起，沿襲着傳統計劃模式的萬華，從“皇帝女兒不愁嫁”變成了“門前冷落鞍馬稀”。
市場的棒喝敲醒了萬華人：只有改革，纔有活的希望。
歷史的指針轉到1992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迎來一個關鍵節點。這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時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
一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由此開啓。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4年11月，國務院選擇100家國有企業開展現代企業制度試點。
李建奎任廠長的煙臺合成革總廠(萬華前身)名列其中。“計劃經濟時代的好處都用完了，好幾千號嗷嗷待哺的員工等着吃飯呢。”李建奎沒有退路。
跑銀行作抵押、貸款來發工資;引進MDI(異氰酸酯)技術失敗，逼得企業只有自主研發創新……那時的李建奎經常兩三個禮拜吃住都在廠裏，每個車間的地上都有他和研發人員討論時留下的粉筆字。
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國有企業逐步推進勞動、人事、分配製度改革。改革的深厚力量正在積蓄，各項探索陸續展開。
1993年，萬華試行全員合同制，打破鐵飯碗，搬掉鐵交椅，取消鐵工資;1995年，萬華進行第一次企業制度改革，由“煙臺合成革總廠”改製爲“煙臺萬華合成革集團有限公司”……
現實卻向萬華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公司制改革收效甚微，1996～1998年公司連年虧損，工資只發60%～70%，人才大量流失。
萬華人再次被敲醒：改革不能只改名字，必須觸動最深層的利益。
1998年，萬華通過股份制改造，成立煙臺萬華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倒逼觀念與機制轉變。李建奎下了死命令，3個月之內集團把人、財、經營權下放，任何領導不得干預其經營管理。
改革先向原料供應商開刀。計劃經濟下的原料採購就是照顧關係戶，同樣的原料，比市場價格高一大截。
1999年，原料採購“比價管理”辦法一推出，就遭遇了關係說情、威逼利誘。萬華人下定決心，這一關都過不了，還能改什麼?頂住壓力後，這項改革爲企業節支750多萬元，相當於當年50%的利潤。
改革的第二個矛頭，對準了最爲敏感的人事薪酬制度。一項創新取得1200萬元效益，新獎勵辦法一算，10個人總獎金92萬元。獎，還是不獎?公司高層爭論了一個月後，時任總經理的丁建生拍板：高管一分錢不拿，獎金全分給一線科研技術人員。
老工程師孫敦孝分得最多，用小布袋裝了21萬元。老伴嚇壞了，抓起電話打給當時分管科研工作的廖增太：“老孫這錢哪來的?不犯錯誤嗎?”弄清原委後，老伴開玩笑：“以後你天天加班都行，家裏的一切我都包了!”
最艱難的是下崗分流。“就像在過河時發現船漏水了，船上有十個人，必須下去幾個人才能保住船不沉沒。”李建奎這樣比喻那段痛苦割捨的歲月。
誰先下船?萬華先從領導幹部身上“動刀”：只要到了55歲，就辦理廠內退養。一位分廠廠長在總經理曲進勝的辦公室，拍着桌子討說法：“這是什麼規定?這就是揮淚斬馬謖!你承不承認?你敢承認，我就下!”曲進勝默默點頭，內心五味雜陳。
改革開放以來，面臨內憂外患的生死大考，一代又一代國企人奮起自救，踏着時代改革的鼓點，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所未有的探索實踐。
1979年，從改造一個廁所都要上級批准，到第一批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利潤包乾”“放權讓利”給首鋼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到1994年，年鋼產量已達824萬噸，首鋼成爲行業“全國冠軍”，當時業內有這麼一說——“農業改革看小崗、工業改革看首鋼。”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報》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國有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爲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
同一年，大膽推行按件計酬、多勞多得的步鑫生，砸掉“大鍋飯”，樹立信譽至上、質量第一的辦廠宗旨，把瀕臨倒閉的海鹽縣襯衫總廠，辦成全浙江最大的襯衫企業。
1994年，宋志平任廠長的北新建材，被列入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名單。當時，競爭對手把擂臺擺在了大門口，北新建材資金鍊近乎斷裂，企業發展困難重重。爲了殺出一條生路，宋志平帶領北新建材上市，敲響了深交所的鑼聲。
……
改革背後有哲學。勇於探索、大膽實踐的國企改革者，發現並求證了“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兩個不等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新篇中，他們的故事無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章節。
2018年8月，煙臺萬華化學集團老廠區，第一條MDI生產線正在拆除。“自己建自己拆，這纔有成就感。”“爲什麼要拆，淘汰了就要拆，說明咱們有更先進的生產線。”戴着安全帽的萬華人，一臉自豪地說道。
從空中俯瞰，萬華煙臺工業園中的一座座辦公樓，形同一個個巨大的苯環分子結構。
位列全球化工50強的萬華，已成爲中國唯一、世界少數擁有MDI自主知識產權的化工企業。
在老廠區的西面，磁山，佔地380畝、投資15億元的萬華全球研發中心及總部基地正在山坡北麓緊張施工，心懷夢想的萬華人新一輪自主創新藍圖正徐徐展開。
《爲了可愛的中國》觀看有感
“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麼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不甘浮沉，搏擊潮頭，要在各自風口裏奏響創新“中國號”，是這代互聯網創業者身上都有的勁兒
2000年，全球網絡泡沫破滅。寒冬來臨之前，任正非飛往日本準備“過冬棉襖”，但2002年下半年，寒流還是毫不留情地席捲了華爲。
銷售收入首次出現負增長，研發投資50億元的3G牌照發放遙遙無期，投資近百億元的海外市場入不敷出，20億元的IBM顧問費用，“萬人大招聘”所帶來的鉅額成本，3000多名員工離職兌現超過30億元內部股票……
重壓之下，任正非選擇“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鎖定通信核心網絡技術，持續大強度投入研發3G技術，進行人才儲備，逆市生長。2004年以後，華爲走出了冬天……
任正非死磕技術的故事，從創業初期就開始了。在深圳蠔業村工業大廈的交易所裏，買股票的人裏三層外三層包圍着，樓上的華爲員工則平靜得像水一樣。
彼時，正逢股市爆發、房地產一路高歌，任正非的態度很堅決：“如果上市，股東們看着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在他看來，這個“無人區”要在通信領域裏尋找。“程控電話，長途直撥”的巨幅廣告，當時出現在大街小巷。廣告中，中國地圖被塗滿了7種顏色，表示着中國的程控交換機市場，被日本、美國、德國等7個國家的電信巨頭瓜分完畢，史稱“七國八制”。
讓民族企業有立足之地，任正非決定放手一搏。在一棟破舊大廈裏，任正非租下一層辦公樓，既當生產車間、庫房，又當廚房和臥室。十幾張牀挨着牆邊排開，牀不夠，用泡沫板上加牀墊代替。幾十個研發人員吃住都在裏面，累了睡一會兒，醒來再接着幹。
研發動員大會上，任正非站在窗前說：“這次研發成功，我們都有發展，如果研發失敗了，我只有從樓上跳下去。”沒過多久，華爲推出了2000臺C&C08數字程控交換機，迅速在國內通信領域站穩腳跟。
第一屆北京國際通信展上，華爲作爲中國唯一一家通信設備製造商，在清一色的外國設備展區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這次展會上，任正非向所有客戶宣告：“10年之後，世界通信行業三分天下，華爲將佔一分。”那時，華爲成立不到7年，進入程控交換機市場還不到半年。
發出宣告沒多久，任正非就從公衆視野中消失了。除了見客戶，媒體採訪、政府活動、頒獎典禮等，他都一律謝絕。
2005年4月，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影響世界100人榜單，任正非是榜上唯一的中國企業家。
記者從美國趕到深圳，任正非拒而不見：“見媒體說什麼?說好恐怕言過其實;說不好別人又不相信，甚至還認爲是虛僞，只好不見爲好。”很多華爲高管爲此勸過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你們想吃飽肚子還是想出名?”
“消失了”的任正非，把目光投向了數據通信技術。當其他廠家沉浸在程控交換機火紅的年代時，任正非找來清華大學博士鄭寶用，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別組建研究所，主攻數據通信技術。這一舉動，後來被業界稱爲“先知先覺”。2000年左右，程控交換機市場由鼎盛走向了衰落，數據通信一躍成爲運營商的主流業務。
在爲數不多的媒體採訪中，任正非經常說一句話，“我們只專注做一件事情，攻擊城牆口。”每年1000多億元的“彈藥量”炮轟這個“城牆口”，研發近600億元，市場服務500億～600億元。
在密集炮火、飽和攻擊下，2009年華爲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超越阿爾卡特朗訊、諾基亞西門子，僅次於愛立信，成爲第二大電信設備商，真正實現了10年前任正非的“豪言壯志”——全球通信設備市場的“三分天下”。
任正非說過：“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麼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30多年來，任正非的“鋤頭”始終對準通信領域，死磕技術研發與創新，種出了無數“玉米”：從數字化程控交換機、3G技術、4G技術，再到如今的5G技術、華爲手機、鴻蒙系統、麒麟990芯片。
“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正是這代互聯網創業者身上都有的執着勁兒。
2000年，深圳。騰訊剛創立不久，馬化騰就遇到了棘手問題。騰訊主攻的尋呼機業務，很快就被移動電話取代，騰訊開始全力開發聊天產品QQ軟件。
就在騰訊成立一年後，杭州湖畔花園小區。兩次創業失敗的馬雲，東拼西湊了50萬元創業資金，對他的合夥人喊出：“我們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我們的競爭對手不在中國，而在美國的硅谷。”
短短數年，淘寶網、天貓商城、支付寶等相繼誕生，開啓了一個輝煌的全民網購時代，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劇變。
激情燃燒，潮水奔涌。在產品創新、技術迭代的進程中，一代代互聯網創業者、從業者不甘浮沉，搏擊潮頭，要在各自風口裏繼續奏響“中國號”。
歐洲南部，地中海畔的摩納哥。去年，這裏的遊艇展第一次用上了5G網絡;今年，5G信號遍佈摩納哥約2平方公里的國土上空，而這些5G設備和技術均來自華爲公司。
2020年，在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摩納哥大獎賽中，來自中國的5G技術還將大顯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