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蘆臺依河傍海，千年古邑，素有“一市、三街、水陸碼頭”之稱。歷史上的三條大街都是東西走向，中心街與北街橫貫一條不算長的南北向街道，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一直鋪向薊運河碼頭。這樣，由於地勢呈南高北凹之勢，車伕和腳行漢子們從船上卸下貨物運向中心街時，都要吃力地爬坡，久而久之，人們就形象地把這條街稱作了“爬街”。
我家就祖輩居住在小街上，這裏雲集着五行八作各色人等，濃郁的碼頭文化和市井文化混搭，質樸的鄉風與商業氣息交融，匯成了一幅濃郁的世俗風景畫。老輩人稱碼頭爲擺渡口，在最能引人駐足的春天，薊運河堤那一坡坡蘆葦染綠了兩岸，煙波浩渺的河面上，千帆競逐，許多船上站着魚鷹，以船爲業的漁民是不折不扣的水上人家。另一種是運輸船，它們南來北往，馬達轟響，格外繁忙。有一種吃水很深的平板大船，一次可以擺渡幾輛載滿物資的馬車，船上八個水手、一個舵手，船舷兩側各裝兩櫓，二人對面互相推拉，順風時搖櫓揚帆向前，趕上逆風還要撐篙、拉縴。裝卸工被人們叫“腳行”，表面看乾的是粗活，其實有講究，扛麻包講是“扛扎”還是“扛袋”，技巧上講什麼“三分搭、七分悶，大肩扛、小肩抹”“走得穩，吊的高，拐彎抹角彈簧腰。”腳上穿着實納幫鞋，肩上橫着粗布搭子。兩百斤的麻包扛在肩上，叉開兩腿，悠悠顫顫地走過長長的翹板，宛如舞蹈一般好看。
離開碼頭往南，依次是豆腐坊，劉家麻繩鋪、尹家說書館、浴池、清河茂雜貨店、孫家旅店。街道兩旁大多是青磚瓦舍，土房極少。吸引我的是大槐樹下的尹家說書館，我手裏攥着幾分錢飛跑到兩扇大木板門口，往斜靠着門框納鞋底的女人手裏一塞，推開門，咕咚一聲坐在長板凳上聽說書，那時刻成爲我啓蒙年代最大的文化享受。書場內，手巾把兒在頭頂上亂飛，端着瓜子、茶水的夥計來回穿行。口吐蓮花的說書人那些“御劍江湖行仗義，神鬼狐妖助蒼生”的精彩故事，使我很小就崇拜行俠仗義、樂善好施的好漢。
大街上更是熱鬧，耍猴弄棒的、行醫算卦的、販魚賣蝦的、 吹糖人的、彈棉花的…… 大姑娘、小媳婦、半大小子、中年漢子魚貫穿行。“磨剪子來呀—戧菜刀”“臭豆腐—辣豆腐—韭菜花拌豆腐—”“焗鍋—焗碗—焗大缸，焗個尿盆不漏湯”的吆喝聲 南腔北調，此起彼落，形成了一首首並不和諧樂章。
我住的大雜院裏，也有這麼一位做小買賣的，是西鄰的白家媳婦，操着一口濃濃的山東方言，人們叫她“侉子”，她40多歲年紀，頭髮挽着一個燕尾式的刷子，眼皮和嘴角一起往下耷拉着，脖子上還有一個發亮的疤，走起路來腳步咚咚，大笑起來嘎、嘎山響。背地裏經常讓嬸子、大娘們撇嘴：“這媳婦家，哪有點兒女人樣啊!”可她做起買賣來哪個女人也比不上，三間土坯房，一間開旅店，還開了一個雜貨鋪，什麼賺錢賣什麼，一分錢也能攥出汗來，遠親近鄰想討個方便那是沒門兒。後來，又有了風言風語，因爲她男人長期在外，不甘寂寞的她有了相好的，不長的功夫被演繹的有鼻子有眼：她和相好的約會就象特務接頭一般，神神祕祕。可終究紙裏包不住火，不知咋地就傳到了她男人和族人的耳朵裏，幾個大老爺們兒“捉對兒”後把她捆起來一頓胖揍。打那以後，她有事沒事地就跳着腳在院子裏罵海街，誰也不願意搭理她。轉眼到了1976年，蘆臺鎮遭遇了歷史罕見的大地震，大院的人們從驚恐中緩過神來，才發現除了斷壁殘垣，家中什麼都沒有了。天下着雨，有的穿條短褲，有的圍條褥單在窩棚裏瑟瑟發抖。就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之際，一個大家最想不到的人來了—侉子。她先後拿了十幾條開店時的被子分給左鄰右舍,然後又拿出了桃酥、大棗等東西給人們吃。人們呆呆地望着她忙來忙去的身影竟不知說什麼纔好......
如今，爬街已成爲歷史的儲存記憶，但那以車、船、店、腳爲業的芸芸衆生的喜樂哀愁以及在特殊年代閃爍其間的人性光輝，卻如那汩汩東去的薊運河水永遠流淌在我記憶的長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