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若雪 前天 我上電影學院時已經23歲了，同級的大部分同學都高中剛畢業，他們和我相差五歲。我知道我沒有多少青春可以揮霍了，23歲的人在我的家鄉早就結婚了，或許已經有了小孩，那時像我這般年紀的朋友都喜歡留鬍子，爲的是一家三口，騎自行車穿行縣城時有個戶主的模樣。
在學校，我沒有了呼朋引伴的熱情，甚至沒有興趣去運動。我丟掉了清晨彎腰壓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習慣。人看起來安靜了下來，其實是現實讓我打不起精神，未來又讓人焦慮。
每到夜幕降臨，看同學們涌出校門與不同的際遇約會，就知道生活對他們來說還新鮮。我卻覺得自己老了，晚上自習室成了最好的去處，那裏可以抽菸，就拎一卷兒500字一頁的綠格稿紙，拿一隻筆坐在裏面，點菸，落筆。自習室裏人不多，個個模樣悽苦，一看就是電影學院少數幾個沒有愛情在身的人，我們落魄，象書生。
當粗寬的筆在同樣粗寬的綠格子紙上行走，漸漸就會忘我。忘我則無慾，也就勉強有了幸福感。他們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隨。每一次拿着筆面對白紙，思緒就不由地回到家鄉，那遙遠的汾陽——我的邊城，我的國。
我在那裏長到21歲，曾試着寫詩畫畫。生活裏的許多事像曠野裏的鬼，事情過了他還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這盞孤燈下，讓我講出事情來。那時，我開始寫《站臺》，寫一個縣城文工團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團總有些風流韻事，80年代我從十歲長到二十歲。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社會的變化比潑在地上的硫酸還強烈，我搞不清我爲什麼會如此矯揉造作，內心總是傷感。
每次落筆都會落淚，先是聽到鋼筆劃過稿紙的聲音，到最後聽到眼淚打在紙上的滴答聲。這種滴答聲我熟悉，夏天的汾陽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層雨就是這樣的聲響，發白的土地在雨中就會漸漸變黑。雨打在屋外的蘋果樹上，樹葉也是“沙，沙”的聲響。雨落蘋果樹，樹會生長，果實會成熟。淚落白紙，劇本會完成，電影也會誕生。原來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劇本寫完，五萬字，一百五十多場，粗算一下需要三個月拍攝才能完成，就想拍成電影遙遙無期了。好象美景總在遠處，失意的人總愛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戶眺望遠處，遠處北影明清一條街燈火輝煌。心煩意亂之時，披了軍大衣，溜進北影看別人拍電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聲傳來，定睛一看，李連杰背一個嬰兒，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時候票房的保證叫“拳頭加枕頭”，想到自己剛剛寫的那些文字，究竟會有誰願意投錢變成銀幕上的真實，便又斷了拍片的念頭，心裏暗想這些文字或許將來可以出書變成小說。一晃到了畢業時分，宿舍裏更加空蕩，有人成羣結隊去拍畢業作品，多數人消失在城市裏。我一個人守着六樓空蕩蕩的樓道反覆來回，獨聽自己的腳步聲，這氛圍像柯恩兄弟的電影《巴頓芬克》。
春節臨近，照樣得歸鄉。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還沒修好，坐火車14個小時，輾轉回到汾陽。進了縣城就見兩邊店鋪都寫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歡心。我一個人在陽光下發呆，爸媽在廚房裏炒菜。這樣煙熏火燎的午後，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一家人圍坐，幾盤小菜，我講些外面的見聞。父親說：你回來的正好，縣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飛奔進縣城，看這些有幾百年年齡的老房子，想這些我從小在裏面進進出出的店鋪馬上就要煙飛雲散，心裏一緊，知道我所處的時代，滿是無法阻擋的變化。就像康、樑的晚清，就像革命之於孫文一代，白話之於胡適等人，每個人有自己的時代，每代人都有他們的任務。而今，面對要拆除的縣城，拿起攝影機拍攝這顛覆坍塌的變化，或許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歲。
回家，又是孤燈。寫作真的像長跑，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從第一個人物出場到他的命運終結，這個過程要你一筆一劃寫出來。沒有人能夠幫你，就像在長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給你加油喝彩，但腳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過去。寫劇本也一樣，就見桌上的稿紙展開撕掉，再展開再撕掉，終於寫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樑長友的兒子，小武”。這片名的筆法學自文革時候的《人民日報》文章，文革時揪出“反動派”要抓住他的人脈，而這變革時代，變革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個片名雖好，但長了一些，最後把前面的定語劃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寫完之後懷揣劇本，騎自行車去了郵局。在長話室裏等國際長途，接線員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資朋友，跟他說我要拍《小武》，問他是否有興趣投錢。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讓我把劇本寄過去再說。從長話室出來，才發現我的縣城到底是現代化了，郵局居然也有了傳真機，便痛下決心花費五百，把劇本傳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掛電話，香港朋友說他喜歡《小武》，決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號開拍，就像女人不會忘記生孩子的日子，這日子永生難忘。四月的縣城還冷，劇組一行燒香磕頭。我在煙霧繚繞的街頭跪下，敬天地鬼神，往來神仙，祖師爺唐明皇，朱元璋及盧米艾爾兄弟。這儀式讓我確定，這一次真要將文字變成電影了。《小武》拍完，我在這條道上走的還算順利，於是兩千年順勢拍了《站臺》。到底難脫革命文藝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臺》都是關於我家鄉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湊個“故鄉三部曲”，遠的學一下高爾基《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近的學一下巴金《家》《春》《秋》。
進入新世紀，電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鋪天蓋地的盜版DVD，讓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分享電影文化。接着DV盛行，獨立電影一時熱鬧起來。韓國全州電影節爲了實踐新技術，在全球選了三個導演，給錢我們用DV拍三十分鐘短片，命題作文叫《空間》。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遊走煤礦礦區，感受那些計劃經濟時代的公共建築。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礦，工廠，宿舍，散落郊野，它們過去曾經繁盛輝煌，如今走進新時代卻萬分落寞。推開工人俱樂部的大門，裏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過去羣衆集會時的熱鬧，如今灰塵密佈，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見孤獨年輕人，來來往往獨自前行。他們大不同於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候我們呼朋喚友，大酒大肉，出入城鄉橫行霸道。而這些孩子戴着耳機，穿一身運動服，在街道上匆匆而過。網吧裏一片鍵盤聲，他們用電腦與世界連接，而彼此咫尺相鄰，卻從不互相說話。他們有逍遙的生活，也有無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這城市裏拍一部電影，拍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