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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中國人物葉嘉瑩事蹟1
2017年，關於葉嘉瑩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開拍。拍攝前，導演陳傳興做了大量關於詩詞的功課，他想探討“葉先生跟中國詩詞史、中國詩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呼應”。
陳傳興“每次都要揹着一大袋的書，隨時要翻開”。拍攝有時不按提綱走，葉先生會即興提到某一首詩，現場的工作人員開始手忙腳亂地翻資料，擔心犯錯出醜，尷尬又窘迫。“每次拍攝都非常緊張，感覺就是‘上戰場’。”
1954年，只有中學語文教學經歷的葉嘉瑩受聘於臺灣大學。若以論文著述爲錄用標準的話，她不夠資格。
時任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後來回憶，當年邀聘葉嘉瑩到臺大任教，是因爲看到了她“所作的舊詩，實在寫得很好”，所以“就請了她”。
葉嘉瑩出生於1924年的北平，從小被關在懸着“進士第”匾額的大門裏長大，家裏保留着滿族的“花盆底”和“阿瑪”的稱呼。
女孩兒玩的盪鞦韆、溜冰、踢鍵子、抓子兒，她都不會，有的根本沒見過。她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背詩，“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了”。《論語》是她“背誦的最熟的一本經書”。
11歲時，她跟着伯父學作詩。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棗花、落日、月影是她寫詩的主要題材。“迦陵”的別號也是她從與伯父聊天中得來——清朝的陳維崧，是中國詞人裏寫得最多的，號迦陵。
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後，她遇見了影響自己一生的老師顧隨。
顧隨講課，她埋頭一字不落地記筆記。聽了6年課，她記下8大本筆記，此後的50餘年，她在臺灣、美國、加拿大漂泊，只有這些筆記她隨身攜帶。顧隨當年評改的習作舊稿、信件、贈詩，都被葉嘉瑩作爲書法裝裱起來，帶在身邊。
受顧隨的影響，她一改善感的詩風，寫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爲名”。70多年後，迦陵學舍在南開大學落成，這兩句分掛在月亮門兩側。
她一生中的大多數時候確實無處可逃。1945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第八年。敵寇佔領下的北平，人們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補丁的舊衣裳。師生在課堂上用詩句相互慰勉。顧隨在課堂上將雪萊《西風頌》裏的詩句”if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改寫成中文詩句，“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了。”葉嘉瑩模仿顧隨的風格，用這兩句詩寫成了一闋《踏莎行》。
12年後，顧隨同樣用詞牌《踏莎行》填了一闋詞。但此時，師生二人已失去聯繫多年。
1977年葉嘉瑩從加拿大回國，開始整理顧隨文集。一向不喜歡麻煩別人的她爲此事託關係找朋友。
“內行”人看出來，葉嘉瑩講課、爲文與爲人都深受顧隨影響。中國古典詩詞曲研究家鄭騫曾評價她，“走的是顧先生的路子，傳了顧先生的衣鉢”。
感動中國人物葉嘉瑩事蹟2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個生來就屬於所謂‘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說都是隨命運的撥弄和拋置。”她說，“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開始在南開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歡麻煩別人。回國教書後，她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獨自居住，不請保姆。一次起夜，她在衛生間滑倒，摔斷了鎖骨，怕影響祕書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個多小時，天亮才撥對方電話。
爲了節省做飯的時間，她讓祕書可延濤買好速凍水餃，最多一次買了10斤。可延濤說，葉先生對學問的要求很嚴謹，但對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別是不願意在吃飯穿衣這樣的瑣事上浪費時間。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買的，很舊的衣服，她也從不捨得扔掉。有的破了洞，葉嘉瑩就自己拿針線把破處縫好。
沈禕記得，到葉先生家裏拍攝時，她捧着飯碗大口吃餃子，但從沒有衣着隨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裏，她最看重“教師”的身份。直到91歲時，她還在家中給學生上課。她要求學生讀文獻原文，多背誦。對於不認真的學生，她會嚴厲地批評，語氣近乎呵斥。但學生如果刻苦認真，即使談詩談得笨拙可笑，她也寬容。
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學生鍾錦曾回憶，有一次同學們在課堂上各抒己見，一個年紀挺大的師兄說得完全不對路，旁人都聽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認真投入。一看葉嘉瑩，她用書把臉擋着，躲在後邊悄悄地笑。
只要血壓平穩，學生和朋友們傳來的郵件她會在晚飯後逐一回復。哪怕是收到羣發的風光圖片，她也會一個手指敲打鍵盤，認真地回覆“收到，謝謝”。
熱愛古典詩詞的陌生學生寫信或郵件給她，也能收到她的迴應。
從物理系轉讀古代文學的學生考研失利，寫郵件給葉嘉瑩。葉嘉瑩用家裏座機打電話給他，鼓勵他不要灰心。還有的學生沒奢望過回覆，信裏沒有留聯繫方式，她便託祕書順着信件裏的信息找到對方。
外出講座，她每次仍站着講兩三個小時，有學生髮現，葉先生腿都腫了。
爲了讓她有更好的講課、開會、研究的場所，一位海外學生提議修建一所學舍，就像古代的書院一樣。世界各地的學生開始響應。
“他們每個人都出資不菲。”陳洪回憶迦陵學舍的籌建，“若干學生聽說了就來了，有學生說所有傢俱都是我的，有的說所有電器我都負責了。他們都是十幾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聽了葉先生的課。”
2015年，迦陵學舍落成。葉嘉瑩在海外講課的錄音、錄像以及研究資料裝在150個紙箱分批運回國，大小不一的舊行李箱上貼着註明“資料”的紙條。
這座中式四合院，東鄰南開現存最古老的建築思源堂，西面是國際數學大師陳省身的故居寧園。
《掬水月在手》紀錄片大部分場景在此拍攝。看過這部紀錄片，戴錦華直言，我們面對葉先生的詩和她本人會“失語”，“所有的語言都顯得醜陋”。
有觀衆想到了葉嘉瑩在臺北寫的一首詩，最後兩句“千年滄海遺珠淚，未許人箋錦瑟詩”。葉嘉瑩認爲，李商隱詩歌悽美，不必因爲沒人作出箋註引以爲憾，而是根本無法箋註，因爲詩中幽隱難言又深廣如海的寂寞，遠非箋註所能爲力。“葉先生爲文、爲人裏幽隱難言又深廣如海的寂寞，也是我們所難用語言表達的。”
“捧起一把水來，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裏的光影離你很近但又離你很遠。我覺得天下的美都在於一種‘距離’，在你的想象之間，可望而不可及。”葉嘉瑩這樣解釋“掬水月在手”。
一名學生體會過這種美。在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樓，葉嘉瑩站在臺上講課，他站在距離葉先生十幾米的地方靜靜聽着。“她講的每句話你都能聽懂，詞裏的美也能領略到，可就是覺得離葉先生那麼遙遠。”
有人形容這種感覺，“月光很近，但月亮很遠。”
但葉嘉瑩只謙虛地說，我只是水中之月。
感動中國人物葉嘉瑩事蹟3
也許是因爲近年來傳統文化逐漸成爲一種流行，也許是因爲流行了之後發現除了古人，當下的“偶像”極度稀缺，最近，一部講述葉嘉瑩的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成爲一時文化現象。讀過葉嘉瑩詩詞的人，並不是人羣中的大多數，但不妨礙這一代年輕人渴望接近她。96歲的葉嘉瑩，突然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電影只有120分鐘，拍攝過程卻累積了幾十位受訪者的百萬餘字素材，同名衍生圖書《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的出版，可以算是彌補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陳傳興想把一個女詩人的個人歷史、一段家國的近現代歷史、中國古詩詞的幾千年歷史，投射到同一個落點上。我相信每一種歷史都是真實的，但相伴發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關係。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對葉嘉瑩的描述。“盲人摸象”並不一定是貶義詞，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詩的女兒”這些頭銜，她也是女兒、妻子、母親、學生、老師……如果說葉嘉瑩在古典詩詞上的成就如朗月當空，清輝萬里，那每位受訪者就彷彿江河湖海，分別映照出她的不同側面，她不是神，是一個鮮活靈動的人，波光粼粼，是謂月映千川。
詩人席慕蓉的朋友是葉嘉瑩在臺灣大學的學生，她與她由此結識。葉嘉瑩第一次見到席慕蓉，第一句話是：“我也是蒙古人(族)。”葉嘉瑩從未在任何作品裏提過自己的族姓葉赫那拉，她的祖上雖然是旗人，居住在葉赫水畔，卻本屬蒙古族土默特部。
無論回到中國，還是回到北京，回鄉——這個千百年中國詩人的關鍵詞，也貫穿了葉嘉瑩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歲的時候，一個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葉赫(現吉林省梨樹縣葉赫鎮)尋找祖先的故鄉。
葉赫古城遺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來的土堆，陪同的一個熱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頭說，葉老師您不用上來了，上面什麼都沒有，就是片玉米地。葉嘉瑩還是繼續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紅玉米掛在那裏，紫紅的穗子垂下來，風一吹，發出陣陣沙沙的聲響。
葉嘉瑩站着看了一會兒，轉過頭說：“這不就是《詩經·黍離》中描繪的景象嗎?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我現在的心情和詩裏說得一模一樣。”
快80歲的葉嘉瑩，是他們家族第一個回到葉赫水畔的人，她還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爲她寫的詩。3年後，81歲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發了。在海拉爾，葉嘉瑩口占的第一首絕句是：“餘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飄零敢自傷。已是故家平毀後，卻來萬里覓原鄉。”
葉嘉瑩是他們家裏唯一一個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裏，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說，她在北京的家已經沒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處盡吾鄉，突然之間，人就打開了。
有時候我想，如果人生是電影，就能在不順遂的時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後”，把悲傷快進到煙消雲散。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又說，詩人有兩種：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葉嘉瑩大概屬於後者。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靜是葉嘉瑩在南開大學時的助手。她記得，有一次葉嘉瑩在國家圖書館講女性詞的時候，談到法國作家法郎士寫過一本《紅百合花》，書裏說一個女子如果出生在一個比較幸福美滿的家庭，婚後的生活也比較甜蜜，到30歲的時候連一場大病都沒有生過，那麼，註定她對人生的認識是膚淺的。
當花間詞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達男性的陰柔一面時，葉嘉瑩在一個被壓抑的環境裏半生飄零，站在高原之上說“餘年老去始能狂”，這個場景，讓人想起蘇東坡、辛棄疾。在訪談中，葉嘉瑩和她的學生，也會反覆提到《人間詞話》裏的那句話，“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
在這本訪談集中，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這幾十個人的記憶中，葉嘉瑩都是以一個獨立個體存在的，她與家人的親密關係只存在於她自己的口述中。難得有人提到她先生，還說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講理，她自己這麼精彩的一個人，竟然都可以忍下來”。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學者鄭培凱在哈佛大學學習，經常去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各種各樣的善本，經常碰到葉嘉瑩，“葉老師只要進了圖書館，就一整天不出來”。鄭培凱到香港後，創立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曾請葉嘉瑩來擔任客座教授。讓他驚訝的是，葉嘉瑩竟然是一個人來的，還帶着個很大的箱子。就這樣，她一個人住了一個學期，那一年，她80多歲了。
離開香港前，鄭培凱去送行，一進門就看見她自己在那兒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個大箱子裏，外面再用帶子綁起來，綁得非常好。她對鄭培凱說：“我都習慣了，旅行的時候都是這樣，都是自己做。”
葉嘉瑩有一個自創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內心的感情收起來，要有一種持守、一種道德，而這個道德是在被壓抑之中的，不能表達出來的。但“弱德”不是軟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仍有一種精神力量支持。
葉嘉瑩說過，有時候集大成的時代，比如西晉太康時期，正是質樸的五言詩在風格上將轉未轉的一個階段，卻沒出現一個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詩人對不起時代;有時候詩人很有才華，可是遇到的時代不是文學發展集大成的時代，比如江西詩派，那是時代對不起詩人。
從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間，是不是一個對得起葉嘉瑩的時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對得起時代的。
有一天，葉嘉瑩打電話給學生施淑儀，請她把自己夢中偶得的詩句用書法寫出來。那首詩是“換朱成碧餘芳盡，變海爲田夙願休。總把春山掃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華已經遠去，但還是要把眉黛掃成春山，那是無望中的希望。
